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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e your MSG here! Love ya all! 有阳光的地方有光就有希望…… November 13 关于计划朋友说,怎么日志上关于个人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倒是写一些宣传性的文章“蛊惑人心”? 蛊惑是玩笑,只不过很多个人的经验拿到网上来晾,还是需要勇气的。这次说说计划吧。 两周前和马来西亚的一位朋友聊到做计划。她每周四做下周的计划,周五开部门例会,周一机关例会,周二处理最重要的事情,周三周四再去见人啊做些社交的工作。每天还能抽出1个小时了解NY Times,BBC还有大马的主要新闻。11月底开始做下一年的计划,包括想去哪些地方旅游。 学工部评优会议上,几个院系的老师也展示本院系工作的计划和安排,对其中一个学院的年度预算、年计划、月计划印象极为深刻。 回想起自己读的一本名书《如何掌握你的生活》,其中不简简单单是对日常生活的计划,还有对自己人生的规划。 我自己的计划性还算可以,但也要时不时地给自己抽鞭子,因为常常会慵懒地靠在椅子上晃荡过一天。最容易走的路往往是下坡路,上坡就必然要付出辛苦。 其实以5年的成长为一个阶段,也只有3个阶段,就快到40岁了,那个时候事业转型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了,发展的基调也基本确定,所以按阶段来看,人生是非常短暂的,甚至拿婚姻来举例,从相识、相恋到相结合,至少要2年的时间吧。怎么可能不计划呢? 所以也开始描绘自己的未来,先大致描绘10年,再重点把明天的目标和大事件提前做一个安排。其实3月1日开学,6月12日停课考试除去五一假期,期中考试,真正可用的时间只有2个多月,不计划可轻易就晃过去了。 再有就是计划的落实,没走一步都需要一些动力,比如一直说学打网球还未实现,原因就是从没有真正落实到时间表当中,倒是羽毛球,坚持每周训练,现在还算过得去。 有的人总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计划可以增加可控的程度和范围。按照这两天心理健康培训的学术观点称,对生活的可控性可以增加人的心理安全感。 还是那句话,真正的自由不是无节制地为所欲为,而是随时随地可以控制掌握好自己。 November 10 节选 历史就像从远处传来的“风声”——谈小说《风声》和电影《风声》11月10日
节选 历史就像从远处传来的“风声”——谈小说《风声》和电影《风声》 每一个年代总有它的先锋,而这个时代英雄是谁?也许很多人会指向近期被创业版捧红的人,或是马云、王石、潘石屹、唐骏、李开复?也许是其他。我却时常看不清楚。这时代不同于五四了,文化界几乎不再有人们公认的精神领袖或是大家,被商业、媒体捧红的学术明星往往不被圈子认可,这时代也不同于毛时代,大庆、大寨中涌现人物、或是雷锋式的人物即便有国家机器的宣扬,也不一定能进入普通人的视野。
但是我总相信,有些真理,有些历经历史变迁不能够被磨灭的精神,总是能在平凡当中得到体现,或许换一种思路,英雄就在我们身边,平凡人每一点可贵精神的汇总?
最近总是发出类似的感慨,并不是虚伪或者矫揉造作,只是内心深处时时在叩击自己,要为了点精神活着。
节选 历史就像从远处传来的“风声”——谈小说《风声》和电影《风声》南方周末10月30日版
记得2003年,我把小说《暗算》投给上海一家杂志社和沈阳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解密》命运更惨,退稿的电话和通知加起来有两位数。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我把写作对象放在一群无名英雄身上,编辑们认为这与大众流行的阅读趣味背道而驰。 转眼间,时代好像变了风向。最近几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红,《亮剑》,《暗算》、《潜伏》、《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一大批主题昂扬、塑造英雄的战争剧、谍战剧引发了一次次收视狂潮。《风声》电影作为第一部国产谍战商业大片,一个国庆档期,狂揽一点五个亿的票房,足以说明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建国大业》更是神奇,像台印钞机。而在出版市场上,风景同样“这边独好”,都梁的《亮剑》我想应该早过了百万册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万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想,可能跟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文艺界一直盛行反主流的创作有关。都知道,三十年前,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都在搞假大空的东西,什么都是国家意志,崇高精神。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定反思和自由创作的空间,读者和作者有权反感宏大叙事,反抗英雄叙事。于是,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责任。如果说三十年前的创作是一个极端,那么现在其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作家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地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创作就是为了表达欲望,为了张扬个性,为了“否定”——人们一味地书写庸俗人生,竞相列举人生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很长一段时期,你颂扬英雄,歌颂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这种一边倒的创作之风,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创作被日益简单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其实,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创作勇气的象征了。我承认,生活确实有丑陋、黑暗、无情的一面,但正如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样,有时我们塑造一个英雄,展示一种庄严、庄重的理想人生,也许可以温暖一个读者的心,给他们一点正面的人生启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软、温暖、有力的东西的,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伴侣,当我们的创作一味沉迷于身体和欲望的叙事中,读者难道不会厌倦吗?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要有理想和信念。当下,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为我们精神层面出了问题,我们忘记了人除了身体和欲望外,还有一个心灵。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里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个患有幽闭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个瞎子,黄依依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人,《风声》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们不甘示弱,并通过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谱写了一曲曲强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理想,有个精神层面的目标。与其说他们是“英雄”,倒不如说是有“心灵”的人,心灵被一味放大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自己认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此坚忍不拔,宁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个人所能达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于缺少了这种精神:为一个内心深处的追求,敢于承担,乐于付出,勇于坚守,这种人格,这种情怀,所以格外迷恋这种主题的作品。也可以说,时代在呼唤英雄,呼唤崇高,呼唤庄重的人文精神。 November 06 精神世界的层次2009年11月6日周五 精神世界的层次
再过两日,就是我正式工作4个月的日子了,一个季节都逝去了。不禁再度感慨时光飞逝,白驹过隙。
周四下午到久违了的国关C307聆听一场国际政治学界大牛——彼得·卡赞斯坦的讲座。王缉思院长、袁明、贾庆国副院长亲自出席,朱峰老师主持会议。修葺一新的307教室坐得满满当当。可见大师气场之盛。袁老师依然以她高雅的气质和善地扫视来听讲座的同学们,当然我也和她目光相对,相视而笑。毕竟学生们是主场,我来和同学们抢座位,多少觉得面子上难堪。不过转念一想,我一个老师“翘班”来听讲座,这点精神也值得他们学习了,便又心安理得起来。
羞愧的是,念书时的臭毛病再度显现出来,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多时,便昏昏欲睡。想起我当年在书桌前学习也是这样一幅死相,真是捶胸顿足,恨铁不成钢。可是又能怎样,周公讲故事的能力实在比讲座和书本高明。
冥冥中在大师的言语中神游,如果英文听力没有退化的话,我理解大概是反驳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言论,认为文明内部的冲突会增多,各个文明圈子实际上都在“现代性”(modernity)这一共有的认同下发展。 同学们问的问题五花八门,还是展现了北大学生的水平,如如何看待亚洲未来的国际机制、如何看待美中关系、如何看待现代性中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模式,如何看待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概念。 大师就是大师,尽管一些问题比较“无厘头”,但是卡赞斯坦总能用幽默的语言以小见大,谈及更战略性的观点。 比如中美关系有近期和长远之分,长远来看根本是两国的“信任”问题,“现代性”已经在不同的文明圈中以不同的微观方式显现出来,形成一种非多元形式的共识。 大师的演讲我虽然睡过去,但是问答倒是听得津津有味,再次说明问答才是真正产生思想交锋碰撞的阶段,也说明人还是喜欢看热闹。 讲座把我拉回了读书时代,间或还相识几个06级的师弟师妹,他们都大四了,我印象中还是刚入校园的那个懵懂样子。前些天,朋友戏称,国关是个“没专业”的专业。我莞尔一笑,确实,现在的工作中能用到的知识基本没有,可我们时时把把世界挂在嘴边,动辄拿全球战略说事儿,美国要积极介入亚洲事务,制衡中国,防范民主党上台日趋独立的日本。就好像一张世界地图在我们面前,我们像作战的司令,推演着世界局势;课堂讨论的时候,常会因当代中国是“民主”还是“法治”优先争论得面红耳赤;还有专业课作业,讨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动因,分析大历史、大战略中的规律和经验。
我常自嘲,我们明明是茶余饭后的闲情雅致,还想学着“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也许胸中装着世界,不是一件坏事,在我们日后的工作中,能从更宏观的一个角度去分析、洞察吧。 谈到精神世界的层次,对世界、对家国的关注是第二层,我想在说说第一层和第三层。
偶尔,思绪会云游到不着边际境地,抛开了承载思想的躯壳,去思考一些生命本源的问题。比如人活着的价值,为什么要来这一生一世,除了满足给予思想养料的身体的欲求之外,还应该实现什么。这貌似玄之又玄的问题,实际上是自己生活的根本动力。现实中的纷扰往往遮蔽了人们的双眼,很多人没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怕陷入无解的空虚境地,也有人忙于手头的繁琐,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前些天读《雷锋日记》,被他如若璞玉的质朴深深地打动,有些人像雷锋一样,很纯粹地活着,能够纯粹,是一种幸福。 我想活着的意义大概可以被命名为“理想”。我常常会叩问心扉,是否还有理想,随着年龄的增长,事业的拓宽,去重新评估和完善理想。我常常打开心灵的闸门,让自己能被激励着,坚定前行。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生命究竟是为自己一个人活,是为一家人活,还是为两个人活。 所以,时不时地云游是好的,天堂的土地一尘不染,可以让我们的精神喘一口气。 理想怎么实现?精神世界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不断思考如何务实地操作。它充斥着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和空间。每天每天的总结、完善、进步无非于此,就不用赘言了。
所以,精神世界应该是立体的,才是完整的。而且思考是精神世界的永恒动力。
PS:说说李光耀的言论吧。 还是从故事说起。
十一期间和父母去印尼巴厘岛。父亲总是想问华裔导游对“祖国”的感情,不管那导游回答什么,我心里都明白,他虽然有华人血统,和部分家族遗留的华人传统,但是国家的认同,知识背景依然是印度尼西亚国了,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很难与我们感同身受。
李光耀当然了解中国的历史,但是把新加坡认为是中国利益的捍卫者那真是大错特错。这类小国家依靠的就是在大国中周旋,左右逢迎,寻找自己的利益。
父亲的心态和很多国人类似,那是我们文化中浓厚的老乡情节,认为广大爱国同胞必定是心系祖国。也许在那些华人饱受歧视的国家是。但我们切不能对“同胞”有过分期望,毕竟人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 October 30 ZZ这段温暖的路程谁能丈量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事迹有时蕴藏着巨大力量。比如陈玉蓉,她是一位母亲。 再试一次这篇小品文笔并不出众,不过可能适合当下的心情。今天和几位本科新生聊天,大家谈到了初入校园的不如意,在这个天才的摇篮里,成功确实要付出努力,没有尝试,没有争取,没有真正被风雨击败,就不要轻言放弃,要相信自己能突破自己,也许不一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是真理。和所有的同学们共勉吧。 再试一次 有一个年轻人去一家公司应聘,而该公司并没有刊登过招聘广告。见总经理疑惑不解,年轻人用不太娴熟的英语解释说自己试碰巧路过这里,就豁然进来了。总经理感觉很新鲜,破例让他一试。面试的结果出人意料,年轻人表现得很糟糕。他对经理解释自己事先没有准备,总经理以为他不过是找个托词下台阶,就随口应道“等你准备好了再来试吧。” 一周后,年轻人再次走进这家公司,这次他依然没有成功。但比起第一次,他的表现要好的多。而总经理给他的回答仍然同上次一样:“等你准备好了再来试。”就这样,这个青年先后5次踏进公司的大门,最终被公司录用,成为公司重点培养对象。 也许,我们的人生旅途上沼泽遍布,荆棘丛生;也许我们追求的风景总是山重水复;也许我们前行的步履总是沉重、蹒跚;也许我们需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才能找寻到光明;也许,我们虔诚的信念会被俗世的尘雾缠绕,而不能自由翱翔;也许,我们高贵的灵魂暂时在现实中找不到寄放的净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勇敢者的起搏,坚定而自信地对自己说一声:“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你就可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不明白的一些事其实对近期不少社会热点也有自己的不解,简单说两句吧。 关于税收 今年“保八”的目标和国庆活动防范甲流一样成了一项严峻的政治任务。对经济危机的警觉可以理解,毕竟经济发展关系着我们党合法性的问题。保八落实的具体指标就是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对税收提出了不能低于八的目标。 于是,税务所的工作压力瞬间增加起来,企业裤腰带勒得越紧,税收的口袋绳儿也就越收越紧。这就好像在那些受到经济危机的企业伤口上撒盐。有的地方甚至要将几年前的偷税漏税一并补交,有的地方税收甚至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给自己一个自圆其说的原因,国家前些年得过且过,放了这些企业一马,现在国家有难,是该贡献的时候了。可这真是良性么?燃眉之急?还是杀鸡取卵? 关于国企 虽然是经济危机,但是国企抗风险的能力显然远远大于民企。结果出现了一系列“抄底”的兼并。财大气粗的一些国企还成为近日有名的几大地标王。 国企会否无休止地膨胀?超越自己能力的畸形肥胖,没有什么意义。 关于规范网游 有时带着很复杂的心态看待国家的管制。因为国家往往是在一个行业最火的时候出现,整顿市场,出现若干授权的“正规企业”,立即道貌岸然地成为市场标准,然后大量草根被洗牌。往往给人与民争利之嫌。 这次整顿网游也是如此,不知道多少刚掘到一桶金的企业又要另辟蹊径了。到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该怎么操作? 拆迁 美国驻华大使馆前的一片商店被夷为平地,大概也是要修建哪国的馆舍。其中一个硕大的上岛咖啡还有若干老美投资的小餐馆,虽然有抗争,但还是难耐大势所趋。只是听说商户签订了2年的合同,未到期之前收到了限时6个星期内拆迁的通知。 拆迁的闹剧仍在全国各地上演。这次搞到人家美国大使馆门口去了,不是把脸放在人家面前找抽么?这下子有了活生生可以批判我国人权的实例了。 不是我不明白,也许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太快了,唉,真搞不懂。 October 23 认真是一种奢侈么?很多同学都在问大学成功的秘诀,社团、学生会、团委,亦或是学习、读书。 在我看来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多秘诀和捷径。 认真! 一个被小学老师说过无数遍的品质,甚至都不一定称得上“美德”。但似乎它如此简单,又如此高不可攀。 窗外爬山虎的叶子渐渐落了,我们常能看到从石缝里爬出的树,爬山虎也是沿着墙壁的粗糙和些许的缝隙一点点向上攀援;静园园子里的麻雀,总是仔细地盯着路上的食渣;燕南园里的孩童,孜孜不倦地将装修沙土塞到自己的小车里,一次又一次“搬运”到自己的城堡。 每早八点我都能看到静园读书的学子,每天中午,我都能看到静园打拳的青年。还有网球场上坚持不懈的击球者。 生活点滴往往在最平凡中孕育了最平凡的道理。我们的眼睛却总是不屑于去实践这点滴的真知。 在这个急于求成、浮躁的时代,太多的人想走捷径,太多的人想要秘诀。可究竟有多少只懂得一味钻营的人成功呢?往往我们被现实蒙蔽了双眼,甚至不愿意去相信人最原始的直觉,去相信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道理。 一个脚步一个台阶。 这世上并不缺聪明人,只是太缺踏实、认真的人。 不明白的一些事其实对近期不少社会热点也有自己的不解,简单说两句吧。 关于税收 今年“保八”的目标和国庆活动防范甲流一样成了一项严峻的政治任务。对经济危机的警觉可以理解,毕竟经济发展关系着我们党合法性的问题。保八落实的具体指标就是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对税收提出了不能低于八的目标。 于是,税务所的工作压力瞬间增加起来,企业裤腰带勒得越紧,税收的口袋绳儿也就越收越紧。这就好像在那些受到经济危机的企业伤口上撒盐。有的地方甚至要将几年前的偷税漏税一并补交,有的地方税收甚至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给自己一个自圆其说的原因,国家前些年得过且过,放了这些企业一马,现在国家有难,是该贡献的时候了。可这真是良性么?燃眉之急?还是杀鸡取卵? 关于国企 虽然是经济危机,但是国企抗风险的能力显然远远大于民企。结果出现了一系列“抄底”的兼并。财大气粗的一些国企还成为近日有名的几大地标王。 国企会否无休止地膨胀?超越自己能力的畸形肥胖,没有什么意义。 关于规范网游 有时带着很复杂的心态看待国家的管制。因为国家往往是在一个行业最火的时候出现,整顿市场,出现若干授权的“正规企业”,立即道貌岸然地成为市场标准,然后大量草根被洗牌。往往给人与民争利之嫌。 这次整顿网游也是如此,不知道多少刚掘到一桶金的企业又要另辟蹊径了。到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该怎么操作? 拆迁 美国驻华大使馆前的一片商店被夷为平地,大概也是要修建哪国的馆舍。其中一个硕大的上岛咖啡还有若干老美投资的小餐馆,虽然有抗争,但还是难耐大势所趋。只是听说商户签订了2年的合同,未到期之前收到了限时6个星期内拆迁的通知。 拆迁的闹剧仍在全国各地上演。这次搞到人家美国大使馆门口去了,不是把脸放在人家面前找抽么?这下子有了活生生可以批判我国人权的实例了。 不是我不明白,也许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太快了,唉,真搞不懂。 October 13 无题10月13日 无题 (想不出该用什么样的题目,留给读者做个互动吧,欢迎起名。) 在新加坡机场转机等待的时候,到书店逛了逛。一排中文书籍赫然在目,大多数是明镜出版的政治读物,还有些海外民运分子的陈词滥调。往往越是禁的东西越能够勾起人们蠢蠢欲动的窥探心里。除了政治类的就是经管读物,西方人一边对中国的政治横加指责,一边带上虚伪的微笑和中国人做生意。一些关于文化类的书籍放在很不起眼的位置,比如《论语心得》。 “建国60年与青年的发展”,这是本月团委机关写作的主题。一张白纸展在眼前,能描绘些什么呢。二十多年在这片土地上的成长,来称颂这个国家的伟大,难免单薄。走过了五湖四海,思想和笔锋犀利的龙应台写出的文章带着对记录者的感同身受,用厚重的感情和笔触书写厚重的个人历史。 让我来书写父母的历史呢?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候机室小憩,一家三口的海外旅行,也许这本身就能说明时代的某些进步吧。 他们都来自农村,父亲的父亲生在一个没落的大家族,在酒肆里做会计,父亲的母亲是隔壁县城一个富裕大户家庭的老幺,她读书作画,待在闺中近三十才嫁给爷爷。奶奶娘家的大院被日本人征做军部,所以她留下几枚那时的硬币,最后传给了我。贫农的成分让他们在49后的30年和中国亿万农民一样,平淡地经过了那个时代的一切。 在日本人占领直隶热河之后,母亲出生地小村子,是整个乡里唯一的非“反共村”。母亲的姥爷和一批共产党员躲在山沟里,姥姥在夜里走在偏僻的响路,踏着饿殍与死婴,去给他们送饭。后方的国民政府早已和日本妥协,这也就是历史书上所谓的敌后抗日运动吧。她原本想追随工作队南下,但是碍于自己老大的身份,在这个小山村留了下来。姥姥常后悔那时没能出去,错失了一个学文化的机会。姥爷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打死的。自然而然地,姥姥、姥爷都成了坚定的共产党党员。母亲高中毕业就到公社任妇女主任、播音员。姥爷退休后,她继承了他在县里供销社的工人名额。在1987年,带着我随父亲落户北京。 讲起大家族的历史,恐怕要写一部有如《红楼梦》篇幅的小说了。只是我对那段历史的了解还太不成体系,太肤浅。 此行去巴厘岛,带队的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三代华人。和很多地方遇到的华裔导游一样,带着中国人那种让人又爱又恨的聪明或者说是狡黠。印尼华人的历史更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他们的命运和遥远的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他有着一个冗长的印尼名字,还有一个不知真假的“杨过”称号。父母偷偷地教他福建话,又照着普通话的发音将福建话翻译成普通话学下来,却识不得几个大字。从苏哈托1967年上台到1998年,华语、华文被禁止,更不用说几次近乎惨绝人寰的排华运动,杨过全家也从苏门答腊岛躲到巴厘岛。而今,他的孩子又回到苏门答腊,可以在华校学习华文了。 在机场的化妆品店里陪着妈妈逛,一个女孩子用略带台湾腔的普通话热情地招呼她。母亲称赞谈的普通话,她说是从哈尔滨来这里打工的中国人。买了近300新加坡元的化妆品。我们想从她那争取一些sample,她不顾收银的新加坡雇员的冷言冷语,依然把那个sample塞到我们包里。“没事”她笑笑。虽是一句轻描淡写,我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内地人在外的不易。 说来也巧,父亲在洗手间也遇到“老乡”,吉林来的老人,在机场做保洁。父亲问他是否观看了六十年庆典,老人答是,攀谈中,他感慨中国什么时候能像英美那样,在外边就好做了。两年的工作合同,老板总是挑东拣西,虽然每月可以有五六千元的人民币收入。 也许,我也和很多中国人一样,还带着“受难者”情节来看待西方。但是这些普通人的经历,这样出自一个淳朴的老爷爷之口的真实感受,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明问题吧。 起起伏伏的航班、络绎不绝的人流,我们在这国际大都市的交通中心短暂停留,如历史长河中的渺小一致,大江大海,大风大浪,历史的车轮碾过,那些失败者也好、荣耀者也好,有时我也说不清孰是孰非。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是不是真理,偶尔也会动摇。但我坚信我们的脉动和祖国息息相关,一个没落的国家和民族是无论如何也带不来民众的幸福的。 思绪回溯到2009年10月1日,我们的游行队伍快走过演出结束线时,所有的人挥起手上的红旗,自发的高喊“祖国万岁!祖国万岁!祖国万岁!”那一刻,胸中饱含激情,眼眶里噙着泪水。 我依然相信如今仍然是大江大海之势,这个国家古老又年轻,生活在这个年代,痛苦又幸福,人既是历史的沧海一粟,又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行的一颗螺丝,祝福祖国,也祝福每个人都能朝着美好前行。 September 17 现在的工作状态9月17日 星期日 现在的工作状态 转眼间又有两周时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痕迹了,从7月8日正式入职到今天,在北大做教工的日子也过去了2个多月,总觉得应该及时总结些东西,观察自己的成长。无奈开学的工作实在太多,自己又什么事情都不想耽误,熬夜也不如前,只好拖了又拖。 先说说今天吧,比较典型的一天。7点半起床骑车到畅春园吃早饭,8点20到达办公室,用半小时处理邮件,和领导汇报昨天的工作,领导交代短信收到的通知,再到校园门户、bbs看看,转帖重要的通知信息。期间接了几个电话,校团委组织部通知了一个小任务,希望上午交过去。 10点参加学工部的例会,一直到12点,回来审核团委组织部的同学交上来的研究生会选举办法,修改内容、字句、格式、报名表。回复了开会时候的几个未接电话,处理若干同学的短信问题。 午饭直接放弃了。带着团委组织部的小任务跑到学生资助中心1点半开始的培训会现场,迟到了20多分钟。2点15本来是学工部教宣办安排的残联报告会,我需要领队,但是赶不过去,只能让学生签到。3点半培训会依然进行,跑出来到理教在08级本科班的课间给他们通报学校的重要通知。迅速返回资助中心会场,在领导讲话的时候基本上把发的材料每一个字都读完了,把团委组织部的小任务也完成了。 3点45会议结束,直接奔赴校团委例会。领取今天的第三套会议材料。 会议比较顺利地在5点结束,由于一天之内接到的任务非常多,便决定让学生通知晚上召开系团委例会。回到办公室和同事们去打羽毛球,6点15转战到康师傅私房牛肉面解决晚饭。 原本5点50和7点20分别有《建国大业》的电影票可供我蹭看,可惜因为晚上有任务只好全部推掉。 7点半准时身着国庆游行活动的盛装出现在一体操场,彩排训练一直持续到9点50。只好通知学生例会取消,我这才回到办公室收拾走人,汽车到万柳已经10点半了。 就像读书的时候,往往周三堆积了最多的课,夸张的时候甚至有10门,今天也是巧合,所有的会议都赶在这天了。 大致摸清了工作的规律和时间线。周一系里的行政办公会议,需要一早将近期工作汇报给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下午会议后党副也许会领到一些任务;周二时间比较自主;周三主要是例会,听学校的工作部署,领取任务若干;周四主要是协调系内完成这些任务,同时要完成主要《学工通讯》、《团内信息》的投稿稿件;周五将稿件发送给上级领导部门,下午安排大一学生的集体活动。晚上的活动大致是2-3次体育锻炼,1次会议,1次见学生或朋友。大概隔一天会收到至少1件比较紧急的活动通知,通常是学工部和团委安排的,偶尔院系行政工作也会安排一些。平均1天接待3个学生左右。 一天的时间大致是早上先了解各项校内的公共信息,处理邮件,最多完成1项工作或文件的起草,午后完成2件事情,万一有通知学生的工作就要耽误比较多的时间,因为现在还没有助理协助。 因为当前承担了国庆游行工作,周末偶尔会被占用,如果担任了党校的领队,基上隔周就要陪着学生过周日了。其他时候主要回家和父母团聚 主要的问题,对宏观大目标方向的把握不清晰,缺乏整体的学习思考时间,对解决具体事务工作的计划性有待加强。 太困了,其他的明天接着说。 September 03 9月2日周三 娱乐新闻9月2日周三 早上学校全团工作会议上分发了任免通知,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算是正式完成了入职的工作。还是非常激动的一刻,正式的一份事业就此展开。 韩书记依然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的时候听他说话就好像听许振洲老师上课一样,感慨自己的无知和思想的浅薄。很多东西要仔细回味和思考才能和自己身边的实际结合起来,内化为自己思考和意识的一部分。 今天一整天都在给新生罗列迎新的活动,最后遵循了去年的名字2009级新生“融入北大、相聚信管”系列活动。 傍晚本来想去游泳,结果发现游泳卡忘在宿舍了,只好拿着整齐的东西悻悻而归。买了赛百味,回到寝室又做起饭来,做完了发现一点都吃不下,只好冷藏起来当早饭。当厨师有一个缺点,就是见证了食物从新鲜到上桌的整个流程,影响胃口,即便是珍馐也如此。 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有两种,一是新闻,二是娱乐新闻。娱乐圈就是被娱乐的,那些看似光鲜的明星无时不刻不在被媒体和粉丝包围,几乎透不过气来。背后的潜规则不说,生活基本上是被公司和经纪人掌控。有些人以为自己是为了艺术为了梦想去追求,到头来却是赤裸裸的商业规则和行业竞争让他们把炒作奉为神明。 我也不能脱俗,偶尔也去宋祖德的博客看看风口浪尖的明星糗事满足一下自己八卦的欲求。所以,作为减压的一剂良方,凑凑娱乐圈的热闹还挺有意思的。 困了,胡说到此。 September 02 9月1日周二 三好学生9月1日周二 三好学生 不知道大家喝酒多了都会怎么发泄?运动也许也是种好办法,让究竟从汗液里排出去。跑了40多分钟才回来写这篇日志,赶在1号的尾巴上。 不管是学生会,还是学生社团,我都相信凝聚人心的力量有几方面——领导的感染力和诚意,成员的责任感、事业心,兴趣或者是完成事业的成就感。 学生工作最为重要的是一个“情”字。每个人都是义务的,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为什么还要做?我不排斥将个人的成长和集体的利益统一起来,但是如果纯粹为功利的目的去做,肯定不会做好,也不会做得持久。 如果一切就为了功利的目的,用功利的目的去鼓励动员学生,那和直接雇佣工人有什么区别呢?况且有的时候,雇一个每小时5元工钱的小时工都要比北大的学生听话。 何况说但凡成功的企业,都会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有凝聚员工的力量,使得员工并不是只为了钱来工作。 回顾做学生工作的时候,秉承的一个理念,“大家都累,我会比每一个人更累,你能做的事情,我一定也能做到”。为的是什么?是让自己满意,做到“完美”的一种信仰,一种责任心。如果做不到最好,做这个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坚持能够团结感染周围的同伴们一起奋斗。 这个年代钻营的人也许可以得势一时,却难以得势一世。某些北大人最让人嫌弃的臭毛病就是眼高手低,投机取巧。 荣誉也好,收获也好,绝大部分时候是给那些踏踏实实做事的人。邪不压正,这也是我的一点信仰。 所以,我丝毫不迷信选举,选举不是目的,找到有责任感的学生骨干,让“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才是关键。 晚上和几位社科部院系的团委书记还有韩书记一起见了面。 尝试着用思想、理论和实践做横轴,学校、院系、学生做纵轴,构建一个矩阵式结构。 向“三好学生”前进。 September 01 2009年8月27-31日杂感8月27日星期四 开始慢慢适应学校工作的生活。也许因为国庆特殊的任务需求,也许因为自己太过于小题大做,上面的意图往往要猜,因此自己总是保持在一种24小时待命的状态,时刻等待着新的指令和要求。 由于在新的岗位上呆的时间不长,所以总是想自己能够以年至少是以月来安排工作,突出重点,条理明晰。学生工作、资助、就业、团委还有院系的基本工作,全部落实在基层的“光杆”身上,难免有些抓狂。 老爸说,要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整理好。是啊,多思考,勤动手。 8月28日星期五 学习做老师,也是一个过程。 我们系的新生党员都是女生,虽然事先发了短信,见了面似乎我和他们一样都带着新生的木讷与羞涩。本人一向不善言谈,老师的范儿还没适应,到一个自己丝毫没有头绪的院系工作,见了美女学生们及家长,更加不知如何开口,更何况此次“肩负”系领导的嘱托,要向学生家长表示慰问,舌头在嘴里还没有捋顺。伸出手和家长握手,微笑着说带来系里的祝福,可能家长心里都嘀咕,孩子的四年就交代给这小年轻?晚来的同学一不小心透露的“心声”:啊,这么年轻啊。虽然鄙人相貌看起来比同龄的老气,但是距离心目中的老师,可能还是有一定差距吧。 幸好带着他们的师兄,我的靠谱学生——zys,什么是差距啊。师兄的魅力是无限的,滔滔不绝给师妹们传授了很多经验。 记得第一次和zys见面是在07级班级聚会上,此之前几乎没和06级以下的ddmm们说过话,不知道时下的流行语言是否有变化。还好后来的交流验证了,我虽然不会写火星文,没怎么看过腐女杂志,但是正常的交流还是可以胜任的。 语言不是问题,关键是初为大学生时的那种青涩和无知的感觉,确实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一点点回忆起来6年前自己关注的事情和东西。翻翻书架《北大日记》、《北大进行时》、《此间的少年》、《草样年华》这都是引领我适应大学的读物。曾经憧憬的别人的故事,如今带来的是对自己过去的回忆。 新生同学们依然关注这个专业学什么,大学都能干什么,其中zxx同学问了一个让我回味很久的问题:“在北大六年,你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回答:“知识自不必说,还有宽广的平台和宽阔的视野,最重要的是成长。”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到今天都没有仔细的思考。 把握着这些疑问,可能我会写一份更加贴切的手写信给新生吧。 也许,北大的经历已经成为每一个人血液中流淌的点滴,那是一种气质,难以名状却早已深深地嵌刻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我和09级新生一样,也是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个新的征程。 8月29日星期六 8月30日星期日 迅速读完了未名湖先生的大作《校花》,很耐人寻味的一本小说。封面孔庆东老师的导言我很喜欢“只要繁华过,瞬息也永远。只要惊艳过,悲伤也甘甜。真正的校花,其实就是我们那无言的母校,就是我们那自以为羞怯,其实却纯洁无比的青春。” 大四的愿望是写一篇小说,一直没有实现,也许会再拾起那点欲望。 8月31日星期一 周一很重要,调节一周的时间表,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运动、文化活动、还有健康的饮食也要排到日程当中。 引用张书记说的“高校的工作一年之计在于秋。”所以,当下正是做计划的好时机。 今天和xy谈话,他说大一的学生,在做学业规划的时候,最好可以和前辈们聊聊,对大学生活有一定了解了,才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嗯,这学期的规划活动确实要想着点。访谈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晚上见了不少朋友,都说我又圆了一圈,伤心啊~~~ August 27 来自北大信管系团委的提前信来自北大信管系团委的提前信(以下信试图发给所有新生,但联系方式极为匮乏,欢迎新生们提前与我联系,并提供你认识的同学的联系方式) 时间安排 注意事项 接触到的老师
先说到这里吧,咱们开学再聊~~ 系办公室电话:010-62751680 August 05 关于军人2009年8月5日星期三 这些天总有提笔的欲望,却总是被懒惰拖住了后腿,还是强迫着自己应该记录些什么。不是为记录而记录,是为表达一些心里话,影响一些人吧。 时隔5年,再次回到军营,14天似军训而又非军训的日子。 军人 这个八一既然是在军营中度过的,就更应该写写军人。 纠察的时候,遇到一个小朋友,说“不想当兵,军人就是没有自我的生活,自己想做更有创造力的事情”。当他提到父母都是军人,爷爷是中国第一代海军的时候,不知那语气是自豪,还是埋怨。离别军营的时候,我告诫学生们不要将军装丢弃在营房,这是对军人的不敬。 说来遗憾,我不知道在和平年代,这些与我相差五六岁的弟妹们对军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当那个孩子以一种不屑的语气谈及军人的时候,脾气再平和的我也难免燃起怒火。 能说些什么呢,历数军人保家卫国的丰功伟绩,陈情抢险救灾中的冲锋陷阵,还是奥运会上的整齐划一的表演?也许在一些北大人的面前,任何教化都是空洞的,也许有些人太过幼稚难以理解最单纯的道理。所以,我只是来讲讲身边的故事吧。 大伯在十几岁的时候便远走他乡,从河北到了遥远的云南,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下战功。这一身军装穿到现在。大伯新婚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都和伯母两地分居,那时伯母要抱着堂哥坐上60多个小时的硬座从唐山到昆明。我们常常能够聚会,而大伯总要隔上两三年才可以从部队请上短暂的假期。 爸爸当兵的时候,在祖国最北边的海拉尔。他常给我讲述那里的天寒地冻,战友的耳朵怎样被轻易地冻掉。 我的堂哥曾经在西双版纳带兵驻守边疆,每四个月便开着吉普在金三角的边界地区巡逻,曾与蟒蛇蚊虫搏斗,潮湿的气候让他们从没睡过一床干爽的被子,小小的人力发电机维持着营房微弱的灯光。巡逻、休整、巡逻……很多兵就在这简单中度过了两年行伍生活。 小男儿手里总是拿玩具枪炫耀,带个大沿儿帽。不知道是不是每个男儿都会有想要当兵的憧憬。飒爽英姿、气宇轩昂是难得的气质。 高明的言谈中时常能流露出军人的痕迹。记得在结业式上,他说:“军人整齐划一那是他们的生活,同学们对此很新鲜,做好了整齐划一就成了表演。”言语间总是自豪和留恋。 如果用现代时髦的语言来诠释军人的精神,那应该是敬业精神。叠成豆腐块一般被子、烈日下的一丝不苟、对明令的绝对服从……没有这一切,就不会有灾害面前的英勇,更不会有战场上的前仆后继。“做有创造力的事情”,这个时代有太多浮躁的年轻人,基本的职责都不能脚踏实地地做好,何谈有创造力的事情呢?一屋不扫又何以扫天下呢? 有太多的荣誉属于他们,却不可张扬,有太多的艰辛不属于他们,却必须承担,和平年代,依然有这样一批最可爱的人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站在前线。 八一的那个晚上,我一一给当军人的大伯、三舅、小明哥、宏伟哥打了电话,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也许这是我能用的最平凡、最朴实的方式,表达我对军人的尊重和敬爱吧。 July 18 北大国关03级毕业二周年聚会胜利召开北大国关03级毕业二周年聚会胜利召开 2009年7月4日,碧空万里,气象一新。在祖国迎来六十周年华诞的日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3级本科班近40名同学在大家熟悉的海图郭林家常菜济济一堂,共同出席毕业二周年聚会。 此次聚会是在大部分同学都将离开求学之路、走上工作岗位之际举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聚会先从登记个人信息开始,接着是午宴,在祝福声、杯酒声中,同学们一一介绍了毕业去向或现在的工作状况,大家还从不同角度总结分享了工作、海外求学这两年中的收获、体会,向全体同学发表感言。 “毕业以后还是觉得读书好,”在李宁公司工作的李丹说,“自己很高兴看到设计的一季度产品可以养活上万人的工厂,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力所能及的推动社会的进步。”闫莉认为,工作之后会遇见很多在学校想象不到的复杂情况,要坚强勇敢面对。响应国家号召,到西部奉献青春的刘素兰,即将到广西财经学院工作,她热烈欢迎大家到广西拜访,并许下承诺,下一年聚会一定要参加。 此次聚会还有不少同学专门从祖国甚至世界各地赶来。于利强专门从苏州赶到北京,戚骥在宿舍已经清空的情况下留在北京等待聚会,李锐、汪思涵、邱稚博、田肇寰同学都是从国外读书归国参与此次聚会,实为难得。 聚会上还向与会人员宣读了各地同学们的飞鸿传书,更加感人的是,上海分舵为我们送来了电话祝福,吴殷、张璇、王樱洁向大家汇报了近期情况,吴殷重点澄清了“已经结婚”的谣传。同学们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感到格外的亲切。 班主任尚英老师也拔冗出席此次聚会,尚老师亲切地和大家交谈,并对同学们的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她希望同学们可以将这种友情、这种团结保持下去,大家彼此多交流多沟通,她乐意随时为同学们解答问题。尚老师还号召西单附近工作生活的同学们多组织参与聚餐活动。 同学们在讲述工作体会、学习经历的同时,还同大家分享了人生喜悦,刘素兰、刘晨箫、邢孔婧等同学即将与人生中重要的另一半走向婚姻殿堂。大家共同举杯向他们表示祝贺。 北大国关2003级本科班100余名同学中,有10余位将继续求学,在美国、日本、瑞典、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地继续积淀学术底蕴。而大部分同学都将走上工作岗位,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广州、石家庄、深圳、南宁、伦敦、香港、东京、尼日利亚等地。愿每一位同学鹏程万里,再续国关03辉煌历史! 2009年7月17日 (稿和通讯方式已发送至各位邮箱,如没收到,请站内留言,欢迎大家补充完善我们的通讯录) 附,同学们的感言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左祖晶,估计都还记得这个原地踏步两年的小青年。对工作的同学,老左祝你们事业有成,步步高升;对继续读书的同学,老左祝你们在学术的殿堂里屡奏奇功;对已经结婚或即将结婚的同学,老左祝你们家庭事业两不误,早生贵子;最后,对所有03国关的同学,老左想说,能成为大家的同学,共同度过4年的美好时光,实为此生之幸,幸何如是,幸甚至哉! 03的兄弟姐妹们: 上午好,我是齐鹏,嘿嘿,先向各位致以诚挚的问候,送给每人一个如同北京酷暑般的热烈拥抱。想来上次聚会已是一载之前的事情了,叱咤风云的国关03再度聚首,兄弟姐妹们又能把酒言欢,畅谈往事,真是羡煞不已啊。很遗憾,本来说好可以来看大家的,这周公司突然有事情,只好忍痛向大家说声抱歉,在密云遥想诸位欢聚的盛况了。 我个人嘛,尚好。学校上,没被毕业论文逼死,顺利毕业了;工作嘛,没让加班累死,还能活蹦乱跳;生活嘛,尽量在单调中给人生添加色彩;爱情嘛,还是刚刚的。未来意愿嘛,先干一段时间咨询,养养家糊糊口,有机会再回校园,重拾学术,继续读书。 呵呵,说到底还是想念各位啊,不知道各位这一年来如何,不过,想必都是齐奏凯歌,鹏程万里(注意啊,这两句词里还隐着我名字呢)。Anyway,祝愿各位身体健硕苗条,生活顺利如意,家庭和睦美满。咱们明年还聚首,我一定要来!!! 最后,感谢此次聚会的组织者,陈光同志,光哥——纯爷们! 齐鹏 敬上 Tracy Tan: I have been changing in past 2 years. Ichanged my job and also relocated to Hong Kong. But one thing I haven’t changed is that Iam always proud of being one member of SIS 03 Big Family. Whenever and Wherever, you all, aremy life-long friends!!! Come to Hong Kong and drop me a call. Susan Su: Dearall, although I can not physically show up, our spirits are always together! Pleasegive me a shout whenever you come visit Hong Kong! Takecare and I miss you all! EugeneChueng: Imiss you all! I wish I could fly back in time to be a Guoguan 03 ji again! Enjoythe Fubai! Let me know if you're in Hong Kong next time! 我们的香港小分队有时也聚聚,叙叙旧。前不久,杨曦来香港度假,聊到以前,还是很开心滴~ 知予同学的普通话,越来越差,大家应该多来香港教他普通话。 苏文同学,越来越hot, 是咱们国关美女的典型代表。 我特意上穿了最近的照片到校内,尽请欣赏: http://photo.xiaonei.com/getalbum.do?id=311529491&owner=76935523 陈君光兄钧鉴: 敬悉SIS03本同学欢聚,因故不能参加,甚感遗憾,预祝聚会成功圆满,祝福所有同学身体健康,感情幸福! 以下是我的留言: 请党国的精英们多多配合在下的工作!感谢! 照片因故欠奉,见谅,刘冉 亲爱的sis03们: 首先恭喜所有读研的同学顺利毕业!我这个可怜的孩子要读三年书不说,还要在7月5号追赶一个课程论文的Deadline,没办法像去年一样从火车站冲到北大参加聚会了,惨绝人寰…… 特别想大家,想念那个园子里的一切,想念北京,有时自己想着想着就走神了,神游回国关C座三楼的教室。前两天余万里老师带着sis的小孩们来复旦,我和赫丹在饭桌上给余老师现场了一段《燕园情》,唱完就想哭,6年过去了,歌词和曲调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北大sis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那是抹不去的、幸福的痕,多姿多彩的痕,每次回想起都能让人不由地微笑的痕。 我人不在北京,下次再和大部队汇合也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谁也不能因为不出现就把我忘了!我可是一直都惦记着大家呢!恭喜所有找到工作的人,恭喜所有修成正果的班对儿们,也祝福已经找到另一半的所有人,03第一胎指望着你们了,人家02已经有第三代了,咱们不能落后!最后就是祝大家赚钱多多,幸福多多,大家闲的时候也别把我忘了,bless我明年能毕业、找到工作。来上海别忘了来瞅我一眼啊~~~ -- 王樱洁 May 21 新书出炉——造就未来领袖——模拟联合国外交策略与技巧2009年5月16日,赶在WEMUN全国教师会议之前,终于把书出出来了 书的出炉,百般波折,前后三年二十余人的参与自不必说,书写人员涉及中学生、大学生、社会人士、中国人、海外友人。参阅了日文、英文、中文资料……出版的过程也是持久战役,去年8月送交出版社,拖拖拉拉,几经修改,价格上也丝毫不肯让步,若不是有幸在一个月前认识了社长大人,恐怕还不知道何年月能够见天日。 待到去年冬天重新梳理内容,发现第一年书写的信息已经不能使用,只好重新调整,把网站、照片等更新。 至于书名和封面,都是出版社的意见,理由是他们“懂得市场”。脖子拧不过大腿,我的意见基本上被当做耳旁风。Anyway,好歹是出来了,暂且不和他们斗气了。 共五章,大16开,272页,附带一张光盘,这已经是删除了1/4后的量了。 市面流行的诸多“山寨”,大多是抄袭北大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的教师指导手册。5年过去了,这本书当中已经几乎没有那一年书写的内容了,模联也走过了跌宕起伏的五年,但是我还是光荣地将P5-李丹、徐晴、陈可、赵璧(我就不说了)的名字留在后记当中。 三年的心血,基本将所有MUN可以用到的资源搜索方法、规则流程细节、乃至文件用语、议题分析的思路、众多特殊委员会的说明等囊括其中。主要是MUN的一本工具书,趣味性么,已经尽可能地保持可读性了,不过毕竟不可能像小说一样。 要感谢的人太多,参与书写的朋友,有些都不知云游何处了,还不知道稿费的事情怎么计算,也没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去数。待到下次见面的时候把书给给到各位吧,还好,我还会在北大再呆上2年,总会有机会见面的:) 出版社留下了3000册,不知道会不会在新华书店面世,蔚蓝国际留下了3000册,需要的朋友按照过些日子网站的通知去购买吧。最近应该会向各校发送征订单,来WEMUNC 2009的代表可以现场买到。当然了,前期的会议准备参考一下会更重要一些,呵呵。
自序 2009年1月,我来到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海牙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的会场,此次不是作为一名代表,而是作为一名指导教师带领23名学生参会,我的模拟联合国生涯因此又圆满了一层。在全体教师会议上,组委会特意提出对我们的欢迎,这是该大会四十四年历史中第一个真正的中国代表团。我们站起来向其他的老师致意,收到了热烈的掌声。 主会场的旁边就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所在地。2005年的2月,在波士顿举行的哈佛全美模拟联合国大会中,我恰恰就是代表斯里兰卡,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委员会参与讨论。那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国际模拟联合国会议。 2003年9月,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大学一年级新生。无意间的一瞥,注意到北京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招新的消息。“模拟联合国”这个曾经在书中见到的词汇出现在了生活当中。从此,我和模拟联合国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4年我成为新组建的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组委会的高中联系人,肩负着在中国的中学推广此项活动的重任,我们师生一行9人到美国纽约接受了美国联合国协会密集的培训。回国之后便是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直到2005年3月,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齐聚在北大,首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胜利召开。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发黄的遍布字迹的通讯录,上面的百余所中学校长,我都一一打过电话,一项活动从无到有所经历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是幸运的,大学的每一年都镌刻在中国模拟联合国发展史的里程碑上。2006年3月,参与组织北大与哈佛合办的第十五届世界大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World MUN),2007年3月,创办首个由中国青年独立运作的国际大学生模拟联合国活动——北京大学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AIMUN),于此同时,我开始参与蔚蓝国际的工作,带领中国的中学生步入国际模拟联合国活动的舞台,2008年,创办国际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WEMUNC)。 时光荏苒,在参与模拟联合国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的不仅仅是方方面面能力得到的锻炼,或者是与中外年轻人结下的友谊。还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翻阅卷帙浩繁的资料,思考如何改善非洲的饮用水状况、打击跨国贩卖人口、限制小武器非法贸易、应对艾滋病的传播、保障国际市场环境下农民的利益……确实现在而言,我们为这个世界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模拟联合国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思考的空间。学习物理的可以思考宇宙空间如何给人类带来新能源,学习医学的可以思考高致病性转染病将如何应对,学习城市规划的可以思考城市怎样容纳涌入的人口,学习法律可以思考如何保障女童受教育的权利……这些才是抛开繁琐的规则和刻板的文件之后,最重要的东西——从年轻时积累的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对改善世界的思考是我们厚积薄发的源泉,也许未来我们可以从这些点滴做起,直到当我们活跃在各个领域当中,成为领袖人物,有足够的实力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实践这些思考的时候。 在模拟联合国活动中,如果说主要是通过书本知识关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那么对中国发展的思考却是切身体会。 在多次出国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已经不可抗拒地与世界紧紧联系到了一起,中国的商品遍布全球,关于中国的报道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我的同学遍布四方,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捷克布拉格、意大利佛罗伦萨、尼日利亚拉各斯、巴基斯坦卡拉奇、乌兹别克斯坦比什凯克、俄罗斯圣彼得堡、贝宁波多诺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必定要肩负起在国际的合作与竞争中建设中国的重任,而中国变迁之快、发展之迅速在时时提醒着我们是否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模拟联合国这项活动应该赋予更为深刻的意义。当前,模拟联合国活动主要的话语权依然掌握在西方人手中,这和现实世界非常类似,中国人在这项活动中的长期缺位,也使得中国的声音无法被重视。我们的学生在面临对中国提出挑战的问题上、在跨文化交流能力上、在创新和批判性思维上仍然有很多青涩的地方。但是,值得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参与这项国际活动,在努力理解外国人的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地表现自己,发出中国人的声音。而这恰恰是年轻人从力所能及的地方开始承担宣传中国、建设中国的责任。只有具备了领袖的胸怀和眼光才能成为领袖人才! 2006年6月,在北京大学接待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学子送给他一本相册,里面是模拟联合国活动在北大发展的一张张记录,某种程度也代表了模拟联合国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我还想他转达了中国青年的心情:“我们愿意与联合国一道,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人类世界而努力。” 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已经或者是即将参与模拟联合国活动的老师和学生们提供一些帮助! 陈光 2009年2月于北大畅春园 后记 当出版社将终稿送到印刷厂的时候,距离动笔书写这本书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三年中,有太多的模联人为这本书付出了心血,那些曾经撰写过书稿的朋友大部分已经从北大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离开了模拟联合国活动。书稿付梓的时刻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它不仅是完成了我个人的一个心愿,也是完成了几代北大模联人的心愿,甚至是中国模联人的心愿。 2003年,当我还是一名大一新生的时候,模拟联合国活动就像一块磁石深深地吸引了我。那时北京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的培训,依靠的是师兄师姐的口口相传。从2001年-2003年,前辈们完成了模拟联合国活动的“汉化”过程,将核心概念的中文翻译固定下来,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以中文为工作语言的模拟联合国会议,这奠定了模拟联合国在中国普及推广的基础。 2004年10月,作为高中联系人,我和首届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组委会的六名成员赴美国纽约接受了美国联合国协会的培训。在回国后的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我们迅速完成了国内第一本模拟联合国指导手册的编写。这本手册沿用至今,陈可、赵璧、徐晴、李丹,当时撰稿的几位同事的名字依然在手册撰写人的位置上。 2006年4月,世界大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胜利闭幕,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也已经顺利举办了两年,那时,我便萌生了一个想法,将多年组织活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记录下来,而许多主管模拟联合国活动的教师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于是,从2006年6月,我就开始策划本书的结构和相关内容。随后很多模联人都陆陆续续地参与了本书的编写。他们之中不仅有大学生,还有中学生和国际友人。余歌负责整理了积累多年的各类模拟联合国参与者的感想,谢天驰搜集了联合国主要机构的介绍,尚宁翻译了大量日文资料,提供了本书第二章联合国网络资源使用的主要内容。张忞煜曾经是北大模拟联合国协会中的学术主力,他负责书写了阅读背景材料以及对国家、议题分析的部分。第四章关于会议规则流程的内容主要由曹疏野撰写,他曾经是2005年、2006年两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的参会代表,现在已经成为2009年大会的学术总监。 陈可、赵璧、徐晴、李丹、纪兵、陈琛、郑园、孙权、朱虹、王楠、张慧姝、杨玥、蒋玟峰、殷宇曦等都参与了编写,Jennifer Chen和Eric Ching书写了本书部分英文内容,我的大学舍友,也是奋战在模拟联合国战线上的老战友——闫犁,在送交出版社前协助我完善了全书的结构。我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联合国基金会董事袁明教授,她亲自过问本书的进展,并提出了建议。除此之外,我还保存了大量参与过模拟联合国的组织者、代表和指导教师的感想与总结,每一篇都渗透着他们对这项活动的真情实感,遗憾的是限于版面篇幅要求,这些内容无法收录到本书当中。 在编写全书的过程中,我们参阅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资料,并结合中国学生的特点和学习习惯在筹备会议上作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由于涉及大量模拟联合国的规则和专业术语,本书对模拟联合国的初学者可能会存在一些挑战,一些说明也会略显枯燥,但是,如果代表们能够将书中的策略和技巧加以运用,必定会在准备会议的过程中有所收获,并且在模拟联合国的会场上从容应对。 当然,成为一名优秀的代表,除了书中提到内容,还需要具备方方面面的能力和技巧,尤其是针对参与国际会议的代表,跨文化交流能力、沟通能力和英文演讲、辩论等方面的能力还需要强化与练习。 在本书最初的设计中,还包括关于组织办会的内容,但是考虑到对这部分有需求的读者较少,而且资料和内容尚不充分,就从本书中剔除出去了。 这本书主要是一本介绍模拟联合国活动的工具书,没有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热点问题,很多指导教师提出在教学中对知识的需求也相当迫切。我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继续编写与模拟联合国活动涉及的议题和知识内容相关的出版物,以便更好的推广这项活动。 再次向所有对本书关心和做出贡献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May 03 赶在春天的尾巴上原本是初春写的一篇文章,玉兰花都谢了,桃花也落了,才贴出这样刚刚开头的一篇文章。看个心情的开头吧,留一些想象空间,不然这个春天的感慨又要留到明年了。 不过还好,顺利的话今天下午就能看到下一篇了:) 走在春意萌动的燕园里,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含苞待放的玉兰,于是便常常想起在四中的日子,每逢春天,窗外的几株玉兰便盛开的格外灿烂,一年四季总有不同的图景,嵌在窗棂里,像变换的画卷。 已近深夜,这篇文章拖了许久还是想尽快写出来,否则北京短暂的春天稍纵即逝。不想让文字成为一种矫揉造作,而是停留在纸张中的真实表达,哦不,现在应该说停留在网络上。 其实每天都有太多的感触,时间容不得笔尖在纸面上行走,只好偶尔在internet上留点痕迹。 怀念四中的玉兰,因为那时象征心灵自由的一个标志。就像笼中的鸟儿会渴望大山和大海,我从六角形的教室中,用玉兰的四季想象校外的空间。可以托着腮,看花开花谢,看喜鹊啄食玉兰花的种子,看绿叶繁茂,在看秋冬如何洗去夏日的繁华。 说起自由,也许…… March 08 谈论 一个人的生活不知道能不能就直接这样引用过来呢,呵呵。写的很好,很真实。
2009/3/7
一个人的生活来上海后,似乎一直活在一个人的世界,周围的一切都没能进入我的内心。无论是夏天在浙江各地出差的shock,对上海纸醉金迷的旁观,全部都是过眼云烟。也许是心里认定了这不是我想要居住的地方,走走停停而不会将感情太多的寄托下来。 中国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让人烦心的地方。我愿意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遥望中国,关注中国,却不惜喜欢在这个国家中生活,自相矛盾。 说说工作。混迹这个啤酒公司一年半的感受有以下几点:股东才是公司的拥有者,员工的报酬仅仅是公司的负债。所谓的企业文化,职业规划基本上是空谈,企业的目的就是趋利,也就是价值最大化,与员工个人发展大多数情况是相悖的。大叔做过一个经典总结:在中国,凡是台面上规定的,基本就是空的。潜规则那才是确实work out的东西。回国兜了一圈,最大的转变是打破了以往的Elite思维,虽然我依然有强烈的名校情节,但是更加欣赏和接受草根阶层的奋斗和成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是伟大的!他们才是这个社会财富的创造主力!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传统中勤劳勇敢机智的榜样代表。拿我们公司来讲,我相信区域销售总监或城市销售经理们是中坚力量,因为他们才是那一批将虚幻的vision和strategy转化为执行和人民币的人。有了他们,才能养活我这样的坐在办公室里做PPT和excel的人。 根jiyin聊天,她问我的核心特点是什么。我很快给了三个词:Passion, curiosity and lack of discipline 大学生一般都是Passionate和curious的,尤其是北大的学生,骨子里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难以抹去。但是社会和企业就是那么强大的洗脑机构,朝九晚五的生活在消耗我们的体力和精力,下班后想再做些有意思的事情,例如学学法语亚,拉丁舞亚,其可能性灰常低;同时,我们离开学校后相处环境的人的质量,也在同化我们。我身边的许多许多人,我看见他们眼睛里的热情一点一点失去,用另一个师兄的话说即是“到哪里都一样,不就是挣点小钱养活自己” 这里我想起了AIESEC,我非常佩服和羡慕所有热情洋溢的积极的AIESECer们。在我的经历中,唯有这一个组织,其成员是为了理想而工作。当我还是一个东奔西跑的SN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种状态是多么幸福和难能可贵。也许这就是为什么AIESEC赋予它的成员强烈的entrepreneurship的一个原因。 说说lack of discipline,jiyin说我将此作为自己的核心特点,说明professional career已经在我的心里植根了。其实是工作后,我才逐渐认识到在北大的生活是多么逍遥自在。以及和同学们在MUM NEAN激情澎湃的演讲和辩论是令人难忘的,一去不复返的岁月。现在,我们要承担起作为社会和公司的一员以及家庭的责任了,discipline像是一把锁,也是一种助动器,看看自己的理解和执行吧。
February 28 zz中国80后:精英一代的政治分流在2009年的伊始,80后全部进入20岁的界标之际,早报网上抛出这样一篇文章。对80后的关注几年前就从韩寒、春树、刘翔、姚明开始了。2008年的几大事件中,对80后担忧转向的褒扬与希望。 抛出这样的一个议题,究竟是question还是concern,终究要靠时代来检验。只是隐约觉得这个时代的分野似乎在不久后会到来。也许会在80后中实现,也许会在90后中爆发。 对未来,我个人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周遭优秀的人都在奋发图强,通过不同的领域将个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最大范围地统一到一起。80后能否担起中国的脊梁,要看究竟这个时代还有多少志同道合者能够坚持。 我乐见自己作为80后的一员,走上时代的舞台。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2/cnpol090108a.shtml 中国80后:精英一代的政治分流 (2009-01-08) ● 叶蕴 无论是中国、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80后一代的政治观念渐成关注的热点。这一代年轻人,似乎普遍对政治冷漠,令政府对于培养未来政治人才颇费脑筋。 在中国,80后甚为特殊,其中城市居民的子女,是“一孩”政策下的第一代。中国80后有“小皇帝”、“月光族”、“啃老族”之称——他们自小处于进步神速的经济环境,是家庭财富的唯一继承人,消费随意而不善储蓄。他们享有唾手可得的家庭宠爱,同龄人之间竞争激烈,因此造成复杂性格:幼稚而早熟,善良却多疑,极度自我又渴望社交。 政治无知下的现实主义 相比起父辈,80后幸运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训练。同时,受惠于互联网普及和出国机会的日增,他们价值观的多元和思想的开放,让上数代人望尘莫及,与“自由世界”里的同龄人亦鲜有隔阂。但是,西方却发现,曾经期盼在中国第五代身上发生的“和平演变”,似乎还未生效。中国的80后尽管独立、自我,却对自由、民主、选举权等兴趣寡然。无怪乎,《时代》杂志Simon Elegant 在描写中国80后的文章“China's Me Generationrdquo;里,以一点无奈的语气结束全文,ldquo;China's future will be defined by whether they realize that democracy can help China.rdquo;(他们能否意识到民主能帮助中国,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潜台词里,中国80后是没有政治意识的一代,的确如此。同60后、70后相比,他们的成长风平浪静。出生在80年代,却因为年纪尚小,与那个年代的民主运动、文化复兴毫无关系。跨入小学校门,T AN MEN 事件发生;随之而来,初级政治启蒙由“四项基本原则”紧紧控制,高等教育则把“马列”“毛论”列为必修课和研究生入学门槛。80后对近在咫尺的历史一无所知。所谓“禁忌”,只是大学内部网络疯狂流传的猎奇物,而非有切身之痛的记忆。不过,这种刻意塑造的忘却,从某种意义上,并非坏事。 政治紧缩只是一种深藏不露的表面现象。80后其实懵懂的认同,似是而非的政治教育并非一种强制接受的价值观,也非一种严肃的学术训练,而是入学踏板石,甚至是记忆力测试。因此,“政治”更像是一次性用品,即用即弃。这也可看作,“工具化”的政治教育,客观造成了一种“政治自由”。 我们可以把中国80后自以为拥有的“自由”看作一种“无知”。虽然横向比较而言,中国的“自由度”并非完满,但是80后一代身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不满倾向。在允许的范围内,他们有对意识形态不予理睬的自由,他们把这种自由,延伸为互联网和短信中的娱乐势力、草根言论,享受虚幻的色彩斑斓、智慧泛滥。 因此,中国80后的精神层面呈现出一种非常现实主义、世故虚无的倾向。在80后身上,看不到“告诉你,这个世界,我不相信”的怨愤沉重,也没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的单纯希冀。根本而言,他们享受到更多改革开放的成果,而规避了政治中阴暗血腥的一面。这可能是西方迟迟不能看到中国80后有“民主”“自由”诉求的原因。 出身世界顶尖大学的精英 中国现今社会的多元化释放了不少政治紧缩的压力。80后有选择人生道路的自由,一部分精英更倾向进入庞大的体制外市场,享受高薪,是典型的政治冷感动物。因为自我成就动机较强,而现今中国的行政体系,专业声誉不佳,官僚做派积重难返,对他们吸引力有限。况且,尚未踏足政治金字塔顶端的80后,也不可能分享灰色地带的利益。 但是,这种现实中的精英分流,并不代表中国缺乏未来的从政人才。从大学,甚至是中学,80后中政治人才的权力意识和权术技巧,已经在共青团、学生会有所训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并未泯灭,分流事实上是筛选出了更具权力意识天赋的一群。他们天然是现实主义者,更能看透的是政治背后的利益,也对政治的虚伪与肮脏相当麻木。选择进入权力核心,已经是一种超常自觉,而非强制或蒙骗,与价值观无关,反与实然的政治环境颇为吻合。而这些年轻的政治精英的存在,却往往不在西方媒体的视野中。 而这仅仅是中共政治精英选拔的内部渠道。在影响力甚大的高干子女群体,已经出现一群拥有世界顶尖大学学历的世袭精英,他们多数研读法律、政治、经济。这些拥有世界精英身份,又更加接近中国政治上层的80后,二三十年后,能否诞生出哈佛大学出身的国家主席?如果有,西方世界对于“和平演变”中国,是否信心倍增? 可以说,现今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各种80后精英,还在人生阶梯的初级阶段,仍处于相互流动的可能之中。这或许能对未来,中国政治体系吸收各类社会人才,摆脱纯粹的内部提升打下基础。但是,他们普遍的现实主义色彩,能规避中国当今政治体系中的“精英淘汰”恶循环吗?他们那没有价值观指引的现实主义,与现实中的利益集团结合,将会产生怎样的效应?他们自小熟稔意识形态的虚无性,又有多少动力,继续坚持现状? 整体而言,中国80后一直未遭遇重大的社会挫折,微观而言,他们更加是享受太多宠爱的一代。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将会带给他们第一次观念的冲击--失业,将不是个别背运事件,而是群体危机。在未来,当家庭继承财产的单向效应递减,当赡养老人的压力陡增,当现在不善储蓄的他们,发现脆弱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将无法保障他们的生活,当他们自以为的高薪并不能让他们承担天价的房屋--那他们将不再只是社会事件的看客。 到那个时候,现今仅因为性格与天赋特质而分野的精英,将立足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他们的力量对比,可会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表象下的政治无知,与实然存在的权力意识,还有依然虚无的价值系统,将会带给中国,一个如何的未来? February 05 模拟联合国的旅程4——理想与行动模拟联合国的旅程4——理想与行动 翅膀硬了,也想飞了。 随着时间的积累,经验的积累。曾经那个极易被外界影响的毛头小子也萌发了“独立自主”的念头。开始尝试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去做自己认为合适的MUN方式,于是种种机缘让WEMUN诞生了。 我感谢过去这几年的经历,2004年到今天,5次赴美,1次到新加坡,这次到欧洲,每次走出国门都会思考很多,从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身上也感受着中国年轻人的变化。 MUN究竟有多重要,有多流行,看看在THIMUN奋斗几十年的爷爷奶奶们就明白了。最早我只是认为MUN是推进中国素质教育的活动。MUN远远不止如此,他是中国年轻人登上国际舞台,发出声音的一种重要途径。学生们越多地走出国门去讨论,这一点就越发地显现出来。 THIMUN对我们的热情,我们仍然保持警觉的态度,虽然他们非常想把我们的会议作为附属,但是我们不想成为另一个被外国人控制的傀儡。采取现在策略实在是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案。这种矛盾贯穿纠结的周围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 我们的整个民族都存在着自卑与自负交织的性格,包括这些孩子们。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这种性格在政治、学术、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都会显现出来。中国人的成绩总需要通过外国人的认可才能彰显。连WEMUN的会议都是,要通过吸引大量外国人才能够让中国人认可,需要挂一个外国机构的肯定,才能够吸引国人的眼光。而整个世界,所谓“国际”的标志是欧美人介入的程度。如果一个活动仅仅是印度人、泰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如果一个活动都是非洲各国的人,很难被称为是国际活动。MUN也面临着这样的尴尬,究竟是世界各国学生思想交锋的舞台,还是富人的游戏竞技场。 曲线救国,用战术为了大战略。对外国人的“歌功颂德”恐怕是一个不能逾越的过程,其实就和我们说服家长的过程一样,需要先得到参与的机会,再把理念一点点渗透。也许会有一天中国靠其自身的影响力就可以得到其他人的尊重。 Amars就一直相信,应该先从数量上体现出中国人的存在,当年轻人大规模参与国际活动的时候,外国人必然会重视这部分群体,我们的同学再通过合理的方式将中国人的声音表达出来,就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外国人。 THIMUN的会议上,每个学生都在积极参与,他们挑战自我的过程也是在表现中国的年轻人。有的代表问我的学生:Do you know where the fuck China is? 孩子们非常勇敢,以F word还之。他们怒斥那些说“你好”却爱答不理的华裔。孩子们的自信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在外国人面前自信的表现,于我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我能够做的是努力地发出声音,不论是在教师会议上,还是在一些讨论会上。只有说出意见,才能够让人尊重。 越是走出国门,越是觉得中国的自我救赎多么重要。当今的中国有太多的机会主义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真正愿意为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哪怕小小的事情的人屈指可数。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热情可以延续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的理想主义会不会遇到现实沉重的打击。涓涓细流会成江海,每个人人的努力都不是无谓的。MUN也好,其他的也好,心里留存这样的一点信念,就总会有希望。 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来结束对这段路程的描述,其实很多事情才刚刚开始,来到THIMUN,看到这个40万人口的城市,有4000人的会议,再度激发了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会议的热情。这更需要承前启后吧,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欣慰的是很多弟妹们也在和我们共同努力。 2009年7月我就要毕业了,也许会在帮助自己的国家自我救赎的道路上做一些事情。毕竟中国国内的问题太多,也只有解决了国内的问题,才能够有更加自如的国际空间。也许那些理想主义的想法将会在实践中一点点实现,路漫漫其修远兮。 要说的还有很多,关于MUN的事情暂且谈到这里。最后用《双城记》里的名言作为总结吧。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February 03 模拟联合国的旅程3-从敬仰到自主模拟联合国的旅程3 中国的问题、动荡与不安我从来都不想掩饰。言论自由上也亟待提高。但是写下这些不是为了谈论中国的问题,而是谈论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做些什么。 模拟联合国,最早只是好奇,以及这项活动与自己所学专业的高度契合,让我一直在这条道路上走着。正是模拟联合国让我走出了中国,了解了世界,甚至让我找到一个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为中国加油的方式。 2004年到美国联合国协会总部的培训,有些顶礼膜拜的感觉。合作的第一年,表面上和颜悦色,实际上美国人更相信美国人自己。从背景材料来说,他们强烈建议使用他们书写的材料,无论我们写的多么深刻,也只能作为参考放在最后。那时对他们的要求言听计从,3年以后才明白过来那是某种控制。 2004-2005年,我们确实在学习,北大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顺利召开,模拟联合国进入了2.0时代,中学开始大面积地开展起这个活动。客观来讲,要感谢美国人把我们领进了这个游戏。 常常听学长学姐们讲起在World MUN与台湾学生斗智斗勇的事情。中国人的声音太弱小了,我们北大的学生自发组团孤军奋战,而人家台大申请World MUN主办权是“外交部长”亲笔信支持。中国的声音和偌大的国土面积,真的极不协调。我们在国内的沾沾自喜是多么的可悲。 我一直佩服慧玲姐的勇气,下定决心申请到World MUN中国的主办权。后来,总结出来,年轻人的这种勇气是极为宝贵的财富。2006年,北大模拟联合国协会和哈佛世界模拟联合国大会组委会合作了第十五届World MUN。第一次有种当家作主的感觉,虽然美国人依然是活动的主角,但是显然不能在这个会议上“为所欲为”了。哈佛、耶鲁、西点军校、牛津、剑桥还有众多的世界一流名校学生云集北大。无论是从规模、会议内容、特色活动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那次会议都成为了一个绝唱。 我同样佩服和我一起奋斗的团队,2007年创建了北京大学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AIMUN。第一个完全由中国人主办的国际MUN,据说2008年已经吸引到150名左右的外国学生。从议题到主席到特色活动,中国人都是主角。我们可以不依靠别人,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举办国际标准的活动了。2007年我们的团队有一名新加坡成员,这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活动的吸引力了吧。 然而“我们能做点什么?”这样的念头最终产生,还是在多次出国之后。也就是我在第二部分提及的那些场景和感慨。 不论是组织PKUNMUN还是AIMUN,都经历了数不清的艰辛,最为心酸的当属某些部门的官僚习气与短浅眼光。年轻人的热情并不能被所有人认可。明明是为学院学校长脸的事情,却遇到莫名其妙的限制和阻力。 MUN究竟有多重要,有多流行,看看在THIMUN奋斗几十年的爷爷奶奶们就明白了。最早我只是认为MUN是推进中国素质教育的活动。MUN远远不止如此,他是中国年轻人登上国际舞台,发出声音的一种重要途径。学生们越多地走出国门去讨论,这一点就越发地显现出来。 January 31 模拟联合国的旅程2——中国?中国!模拟联合国的旅程2——中国?中国! 给文章起这样的名字实属无奈,主要是没有人能轻易明白THIMUN的意思,即便是模拟联合国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莫名其妙的称谓。这两日思考颇多,过去几年的很多情境再次浮现在眼前。 接着上一回。 2008年8月的会议,代表们虽然略显稚嫩,但是发言踊跃,会议的活跃度超出了Linda他们的预期。再有就是会议手册、护照、胸针还有一系列AI设计在细微之处体现出了中国人的智慧。 会后的一段旅行然他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 8月底我和同事便出现在新加坡华侨中学的教师培训会上,随后11月,4所中国学校的学生登上THIMUN Singapore的舞台。借着,顺理成章,2009年1月,在荷兰海牙,23名中国学生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最大规模的学生活动当中。 在大会第一天的教师会议上,组委会特别提到THIMUN近40年历史中第一次有真正的中国学生来到这里。我和同事站起来向其他的老师致意,于是收到了热烈的掌声。和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师们坐在一起,心情是复杂的。 从一个毛头小子,到能够和资深教师平起平坐的MUN Coordinator,令人激动的不是我个人在MUN上的积累,而是中国人也能够在长期由西方人垄断的国际活动当中有一席之地,甚至是令人尊重的一个位置。 每一次海外旅行,都是一次深刻的思考,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族形象的思考。某种程度上,也是塑造我自己的名族归属和民族意识。 旅行,是寻找自我的一段过程。纷繁的城市,充实的信息,持续不断的变化,自己在文化和景观的更迭中寻找自我。 在我们宣传中国会议的展位旁边,是大赦国际组织的展位。除了宣传组织的理念,他们还在征集写给中国大使的信件的签名,主题是释放一位盲人维权律师。我不失时机地走上前去告诉他们我就来自中国,而且学习了人权与人道法的硕士项目,我听说过这位律师,了解他的维权时机。 与外国人交流永远是一场又一场的斗智斗勇,无论与THIMUN基金会的一堆爷爷奶奶,还是各种对中国“有想法”的外国人。 交流从对他们的组织感兴趣开始,了解了一些他们的运作之后,我说到对中国还是有信心的,事情总会一点一点的改变,维护人权要通过smart和strategic的方式来推进。能够在中国的高校,自由地谈论这位维权律师,自由地探讨中国的未来,能够有人权硕士这样的项目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海牙和平宫庄严肃穆,是每一个来海牙必去的一处景点。100年前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捐赠了这座宫殿,他死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大旗之下。18年前,苏联骤然崩溃,红色革命的历史成为一种耻辱,俄罗斯政府据说曾向死在布尔什维克手下的沙皇后代道歉。时代的车轮滚滚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历史终结的呼声甚嚣尘上,世界树立起西方话语的绝对权威。 我向来不否认一些普世价值,只是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除了中国人没有任何人会为中国的未来负责。 和平宫,大概是每个来海牙的中国人都会参观的地方。显然也免不了**功的在这里摆擂。横幅还是一成不变,发放的材料换成全彩胶印。我不知道对于这些90后的小朋友,**功意味着什么。吴老师说,如果有些事情一时说不清楚,就要给学生一个明确的立场就可以了。 2004年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整个42街,从头到尾都是他们的demonstration,每一个街角,每一个地铁出口,整整五年时间。2005年,据说纽约议会因为影响市容的原因,不再放任他们占据人行道。**的转型是极为成功的。成立了自己的电视台、电台、华文学校,全美各地免费发放的中英文报纸,每个大学甚至都有其学生社团,如今已俨然以推广正统中国文化自居。从诋毁中国政府出发,到诋毁政府兼具宣传文化保护,反政府不反国家,反政府不反中国文化,他们已经顺利地与西方话语对接。 我并不否认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仍然有很多策略上可以提高的地方,但是最终在世界各地采用这样的方式,甘当列强的走狗,实在是我不能接受的方式。 每每此时都感慨,我们的公众外交究竟有多弱,还是说非政府组织必然要有政府不具备的某种说服力。 团内的小同学勇敢地冲上前去,理论中国当前的国情,陈词不现实的变革的危险。我遗憾的是中国人有如此强大的智慧,却无法解决如此尴尬的问题。每每见到这些都激起我从事外事工作的热情。同时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自我救赎是多么的重要。 欧洲的文化积淀堪比文明古国,他们在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甚至比美国人更加顽固。无论THIMUN还是美国的各种MUN会议,议题总是他们自以为是“重要”的一些事情。人权、西藏、台湾、苏丹、污染……无论是立场还是背景材料中的介绍,都是西方偏颇地一面之词。 每一次学生都会遇到中国问题的挑战,这些问题即便对大学生难以处理,何况这些连基本事实都还没有机会了解的中学生呢。而且我们的基础教育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每每遇到辩论的场合,加上语言的障碍,中国人都太容易败下阵来。 有时,我常想是不是自己过于敏感的民族主义在作祟,将这些无意间的言论看做是针对中国的指责。但是,当我看到会场上的东方面孔耻于直言中文,羞于提及自己的民族血液的时候,这种怀疑立即消失。如果连大声说话,承认自己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民族又有什么希望。如果连这样的民族主义感情都没有,中国人的脊梁还能存在么? January 30 模拟联合国的旅程1来到海牙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THIMUN的会场,我的MUN生涯应该算是又圆满了一层,不过不是作为一名代表,而是作为一名指导模拟联合国会议的教师。 主会场World Forum Conventional Center的旁边就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2005年的2月,在Boston Park Plaza的哈佛全美模拟联合国大会,我代表斯里兰卡,第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就参加了持续危机委员会,恰恰就是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会场的表现可想而知,茫然地度过第一天,木讷地在第二天发了言,结果辞不达意讲到自己提前准备的立场文件,当时西点军校和耶鲁学生,甚至是委内瑞拉学生脸上不屑的表情至今印象深刻。能够在4年以后来到真正的OPCW驻地,无限感慨。 在会议第一天参加教师招待会的时候,满眼都是白发的教师,找到两个来自比利时美国学校的年轻老师坐在一起。THIMUN基金会主席Linda特别欢迎到一位即将退休的教师,22年奋战在模拟联合国的战线上,如今他的女儿也带团来到这个会议,女承父业。所有的教师都端起酒杯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2004年的3月,我懵懵懂懂地到BEIMUN的会场上观摩,BEIMUN是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在90年代初创建的会议,应该是最早把MUN带进中国的学校,可惜他们的参与学校没有一所是中国本土的学校.那时我还是大一的学生,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认识到一位韩国老师Gina,听说到了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中学生会议——THIMUN。 3年后的波士顿,居然又遇到那个身影,Gina带着学生又来到了BosMUN。世界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我们随后在北京也见了几次面,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跨国的合作伙伴。 参与THIMUN也是一波三折,这个近乎4000人规模的大会,从来没有中国学校参加过,在等候名单上的学校已经排到若干年以后,尝试着给他们的办公室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请等待3-4年。锲而不舍,将电话打到了基金会主席那里。陈词模拟联合国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表明推广模拟联合国的决心。主席欣然接受我们的申请,并且希望观摩我们8月份的大会。此时时间的轮盘已经转到2008年的3月。 2008年的8月,一个500人的国际会议诞生了,组织者不仅有中国高校的学生,还有耶鲁、宾大、加州伯克利的高材生。梦想居然就按照它的轨迹一点点实现了。会议上也来了重要的两个客人,THIMUN基金会的主席和财务总监。中国人组织的MUN会议给给他们带来无比的惊讶与震撼。 待续,请关注第二部分 January 18 专访历史学家许倬云中国历史的足迹中,朝代的轮回,对制度的探求从未停止。感慨许先生的深厚历史积淀和洞察思考力。这个历史的大是大非中,有很多动人的细节也许值得更加仔细的玩味。这篇文章我删去了标题,许先生说得很好,但是那个标题起的太想当然了。
许倬云的新著《万古江河》写中国的历史文化,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近代:“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曾经大力推广儒家伦理道德。应当时新加坡政府的邀请,许倬云等8人去新加坡工作。许倬云工作一段时间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种道德伦理的教育能依靠官家推行的,道德教育必须由潜移默化完成,全是民间社会自然形成的。官家推行的道德伦理,必定成为教条。” 六年后,许倬云在澳门又遇到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廷瑞,他说,“许先生,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们选下来的第二代、第三代梯队,我看都不是有眼光的,都是听话的,没有远见。”他希望许倬云能够为新加坡复制在台湾的高级干部训练班,许倬云回答他说:“不行,你们前提是要以李光耀为主,前提是执政永远对的,我没有办法帮你做这件事。” 许倬云认为,站在现在看历史,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色是秉持儒家道德价值观的文官系统。它是惟一能够与今天的现代政治接轨的。不能接轨的是传统的君主制度,不合理处是任命来自上面,不由人民决定。这个道德教条是中国文官制度与韦伯的纯粹工具理性不一样。中国的儒家理性里面,永远有忠诚有抗争。宋朝集权,皇帝向士大夫让步了;汉朝的制度,皇帝向文官系统让步。从汉到宋,没有宰相的附署,皇帝诏书不算数。明清以后,皇帝直接下命令,尤其明朝,是太监代表皇帝下命令。 在许倬云看来,所有理想的政治制度,要么放在过去,要么放在未来。人不能不做梦,不做梦就完了。问题是做梦放在过去,你可以描述它,说我们要改正现在的堕落。你那美好放在未来,从而有一个努力的方向;然而,领导人不应强迫大众,只向这一理想的方向走。假如他有权,而且以生杀大权,接受梦里的理想国,然后,大家俯首听话。那就成为灾害了。 许倬云说,价值观念的约束是需要的。今天我们为什么有经济风暴?因为大家没有价值观念的约束。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从瑞士到荷兰到英国,这批人信仰新教伦理,有为上帝服务的使命感,赚钱了不是自己享受,而是全部献到社会。他们是为了荣耀神而努力奋斗。目前上帝死亡,诸神隐退,没有人能够约束美国华尔街那些大金融企业的CEO。证券企业制度类似于民主制度,股票市场股权分散,股民无法结合成整体约束那些CEO,只能看着他们伤害了大众利益,却无可奈何。贪欲造成的后果就一定是浪费。全社会整体的贪欲,造成了今天的经济危机。 其实儒家是革命的理念 我看西周不是什么黄金时代,从武王开始,一直到幽王,三百多年历史里,变化多端,大致是贵族社会,平民的日子未必好过。道家的小社会,百姓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儒家的礼运大同篇,都是一个理想,放在被人忘记的时代。更远的就放到黄帝时代去了,什么三皇五帝,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放在遥远的过去。 到了西周晚期,最后四个王的时代,社会经济改变促使政治本身的改变,出现了一批新兴的成分。裘氏家族原本是在树林里面打猎和贩卖皮毛的商人,他们以财富换取地位,以地位换取权力,和仕途人家联结婚姻,换取在政治制度里的地位上升。这不是选贤与能,也不是王道。封建的贵族社会,却是改变了。 另一个改变的原因,也是因为西周晚期中央政府要给贵族的子孙封邑,后来中央直接掌握的资源、领土越来越少,王室的领土分裂,王室的力量弱了,封建网络也不能有效地运作了。 秦统一天下,建设水陆交通系统,全国道路都打通了;统一了文字系统,统一度量衡,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但是,秦政是集权政治制度,统一治理,就是不许自由思想。 汉代,《礼记》这部书,是许多儒家理想的来源。其中的礼运大同篇,讲的理想境界,又配合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人做错事,天会反应。两者合而为汉儒关于统治者能以道德自我约束的思想。用道德来制裁君主:就是孟子讲的,一个不好的君主,老百姓有权利革命,有权利反对,任何政权到了不孚民意的时候,就要换届。这个思想,后来在汉武帝时候,流行到这样的程度:汉武帝每四年换一次年号。为什么?那是他自己换届。时运到了,我重新开始。这个思想一直都存在。靠什么存在呢?靠一些儒家坚持。董仲舒的学生上书皇帝,说你们汉朝刘家时运到了,天象启示天灾人祸不断,你们已失去天命人心,应该要找贤人代替你。皇帝还不得不假装禅让,假装换个帝号名字,甚至假装换个朝代名称,一直到王莽出现。王莽也是跟着这个朝代,说刘家气运已经走完了,应该王家上来了。这一信仰,竟持续了好几代,靠的是天命跟人事之间的呼应关系。 到了东汉,光武定了天下,汉光武的儿子还在相信这个东西。汉光武说你不能相信这个东西,我们玩可以,别人不能玩,再玩我们就走人了。从此禁止预言,预言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预言,是根据董仲舒天人相应的思想,天跟人之间的一个变化,也可说是对统治者的警告。人间有权利根据上天的警告改变人间的秩序——革命有理。春秋公羊谷梁两传,把裁判权放在史家手里,放在知识分子手里。东汉今文学派一蹶不振,政府鼓励学者作考证、训诂,不鼓励他们讨论义理,因为义理有道德批判。 我以为儒家本身不是保守的,儒家是革命的理念。但等到这一波两波三波以后,政府把考试权掌握在手里,把教育权掌握在手里,儒生屈服了,听话了。不过,东汉儒生还是有抗争的努力,太学生还是起来抗议皇权。儒生反对太监,打狗不打主人。主人受不了,打击儒生。中国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抗议分子就出现一次。平时,也会有人宁可不做官,教书著作,传道批判。写的书在没印刷的时候,单靠传抄,流传不广。等到宋朝,印刷术一发达,书广为流传,政府也怕了。一印多少本,有人看,影响也大了。到了明清,明太祖禁孟子,清朝的四库全书不收禁书。明朝晚年,民间印刷业非常盛,清朝到康熙以后,书禁很严,印刷业就不能有发展了。 但无论怎么管,总会有人反。端着孔子反也是反。王阳明也是端着孔子造反,只有朱夫子君君臣臣的规矩,定死了秩序,不许反,王阳明不靠外面的规矩,却是靠内心的反省,从反省争得自由。黄黎洲讲的是个理想国,天下不是天子一个人的天下,学校的民意,强调民间的舆论,再进一步,几乎可以发挥为民主的理念了。学校是议会,知识分子是议员,地方首长有其独立性。社会舆论和地方分权制,都不是清廷能接受的。 顾亭林《日知录》,表面上是一段一段的散论,这一条讨论盐政,那条讨论科举,其实他在检讨当代,批判政治。在批判的后面,常有议论;那是他在设计更好的制度。在清代,官方也不喜欢人读他的书。清代的经学,今文学派又出来了。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根本就是一个新的世界,新天新地。康有为后来复辟变政是那么保守,那是他后来的改变,前面却很开放,很激烈。到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才是划时代的新观念。 辽代、金代、元代,这几个征服王朝,华北都是“胡人”统治,地方上的治安、教育、建设,却往往有相当的自治。这些政府本来拿不出政策。民间的领袖,有的地方由地方领袖带头,有些由和尚、道士带头,来管理一方,从事地方建设,教育自己子弟,根本不理会统治者。 金庸书里全真教的那批人,河北、山东那条线上,从正定开始,一直拉到鲁南,都是他们的天下。我在这些地方还见到许多文物。蒙古政府管不着,女真政府管不着,地方领袖各据一方,不能管天下,至少保全乡里。既然不能兼善天下,也努力独善其身。独善其身,是不向利禄功名权力屈服的人。《儒林外史》中,就有一批向统治者屈服,另有一批则不肯屈服。 从历史上看,中国这些帝王几乎没有合格的,都不配天命。唐太宗名声很好,却也颇有历史造作之处。魏征的坟被他铲掉了。他当权的时候,好几年不见魏征的。玄武门之变是政变,不是合法的。他开启了很坏的例子,唐朝好几代都是宫廷革命,不稳定。中国历来的皇帝中,刘邦小老百姓出身,朱元璋也小老百姓出身,但刘邦心没那么狠,朱元璋杀功臣,心狠手辣。但吕后杀韩信,你说刘邦没答应,她敢杀?刘邦基本上相当在意老百姓的生活,也在意打听民间的想法。他要换太子,但在看见太子旁边大量知识分子拥护他,他就觉得不能换了。汉宣帝也是民间出身,他是流亡在民间的皇孙,了解民间疾苦,用的都是民间起来的新晋的新人,而且他在意民间的声音。 汉朝对民间的接触相当灵活,经常看地方送上来的报告。在宫廷开会的时候,大小官员和来自民间的孝廉一起讨论,人人都能发言。宋朝皇帝相当尊重文官系统,但是宋朝文官分党分得太厉害了,皇帝常常没有办法约束,往往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掌权。秦桧就是一个权相。宋朝皇帝最接近虚君,除了开国两代以外,皇权不很强大。整体来说,比较向文官系统让步。 中国政治由皇权和文官权共同治理 中国的政治制度起源不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而是从秦始皇才正式开始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正式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一律由中央考核任免,郡县长官由皇帝本人任命。全国的组织人事大权集中于朝廷,甚至集中于帝王一人之手——发布了一系列配套的监察、考核法规,开创了此后一千五百年间全球最有效的行政制度。 在王朝和文官制度上,中国的王朝和欧洲的王朝不一样。它主要从孔子、墨子选贤与能的观念以后,法家继承儒家和墨家理念,鼓吹专业的人员管专业的事。皇权和法家共治天下,从此形成了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 客观来说,在当时,中国这一套政治体制在理论上很合理,中国的文官制度也比欧洲的贵族专政要高明;也比日本武官的武士精神和朝鲜的世袭制度要高明。但是法家从古到今,一直没有讨论主权,法家的主权在皇帝,皇帝是天命的。当文官制度碰到皇权,就卡在那儿,一筹莫展,永远为他所累。 从董仲舒开始,建议察举选贤以后,不算蛮族内侵的时代,中国的政治,基本上是由皇权和文官权共同治理。按常态论,皇权至上,文官权是帮助皇权的。但是文官系统自成体制,皇权通常不能干预太多。因此列朝都有党争,代理皇帝利益的代表和文官集团之间斗争,前者代表皇权,代表中央权力;后者往往以清流自居,代表贤能。这种争斗不断出现。改朝换代,从新建立的皇朝到皇朝衰微,中间经常有这一过程。 新皇朝最初设计的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做得都不错,它的设计一定是为了纠正上一个亡了的朝代错误而设计的,但循环了一段之后,就会出问题。从几千年的文官组织制度来看,它并不完美。为什么?法不能离人,制度的落实,还是靠那些放在权力位置上的人。把某人搁在一个固定位置上,他30岁的时候和60岁的时候就有不同,30年在位,驾轻就熟,但也许就无所事事,也许就懒了,力气衰了,更常见的情形,习惯保守,不肯改变。再者,如果是一个文官集团,从父亲到子孙,从师傅到徒弟,这个集团因此拥有既得利益,到后来,传统的制度不许变,往往遇到困难,却不能调节。 我最喜欢用的一个比喻:大厅悬挂的动片,大部分时候不动,但当为风吹拂,一动全身都动。文官制度都是平衡体,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全体跟着动。你试图调节,硬要扳回原来的样子,是扳不回去的,徒然增加更多的纠纷。一个制度衰老了,即使有了能干的人,他无能为力,因为原来的那些人会掣肘,王安石改革也罢,张居正改革也罢,都是这样失败的。 一个平衡体在变动时,任何一个环节不能出问题。所有的环节,不能同步地改变,同步地换人。一个制度,经常因为人的因素,利益的分布,会有各部分之间比重的变动。所以文官制度往往到了第二代就开始出问题,到了第三代一定出问题。它就慢慢不能运作如常了。 皇权和文官之间的斗争,拿明朝的“东林党”事件来说,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结社讲学,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要求当时的政府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可是太监背后是皇权,没有皇权就没有太监。顾宪成等“东林党”人抛头颅,洒热血,还激发了群众运动,但最后彻底失败,因为皇权至上不能犯。 以中国人最熟悉的清朝为例,从满洲进来,掌权以后,它不用汉人的文官制度,用亲王大臣来平衡,刚开始的时候,那些亲王大臣年轻勇锐,不为自己谋利益,为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利益;到了第二代就开始争权力了。康熙调节很适当,把汉人引进来了,起用文官制度,一切上了轨道。但到了乾隆60年,当时的皇朝表面上繁荣,底下毛病百出,贪污腐败现象很多,满、汉大臣的比例改变,汉大臣越来越多,满大臣越来越少,汉大臣和满大臣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出现了很多纠纷。 文官制度实际上就是韦伯主张的“工具性的合理”。结构运作之中会发生失调,换一些零件,也许就好了。但是人不是零件,摆进去的人和上上去的人肯定不一样。中国文官几千年下来,就是在人身上出现了问题。英国殖民时期,东印度公司采用了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考选职员,使用文官,职员运作非常好,但到第二代、第三代以后,也不行了。美国联邦政府,政务官是选举来的,常务官是考试来的,但是现在运作也不行了,因为政治使命,会改变选拔常务人员的条件,例如,必须照顾录取若干比例的黑人,若干比例的妇女,这样一来,最优秀的第一名,可能让给不优秀的第二名,工具理性不见了。 以中国近代的历史为例,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带去一批很能干的文官,在大陆时代,他们施展不开,因为受到当时许多利益集团的牵制,比如地方的势力集团、蒋介石亲信,都使技术官员施展不开手脚。到台湾以后,这些绊脚石都丢掉了,这些文官帮助蒋介石做了许多事情。尤其到了蒋经国时代,他起用了一批年轻的专业文官,让台湾富起来了。 但蒋经国一死,情况又有了变化。李登辉、陈水扁上台以后,大力提拔本省人,排挤外省人,在文官系统里提高本省人比例,本来应该以才用人,按成绩高低来做。李陈不管能干不能干,提拔本省人,把蒋经国时代建立起来的专业队伍全部给破坏了。于是,今天台湾的政治就不行了,甚至马英九上来,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百孔千疮 全球各国的政体,独裁、寡头、选举是三种最简单的分类。它后面有主权在君、主权在群、主权在全民三种形态。主权是一个事情,管理是另外一个事情,永远没办法完全协调好。 独裁的皇帝制度是世袭,皇帝死了,儿子继承,继承人不一定能干,每个人身边都有他的亲戚,包括太监,他们假借皇权,有自己明确的利益目的。寡头和皇权是一线之隔,这个集团本身有选拔制度,也未尝做不了事,但是他有一定缺陷,经常不公开、不开放,在小圈子内部操作。 民主政治,由民选建立主权。民主的好处是全民皆可参政。实际上也未必,因为不可能全部参政。比如这次美国选举,在投票环节我就已经看到有不合理的地方出现了。理论上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但是运用选举权的人们,他们判断的能力高下和自身偏见,会使得他做出错误的决定。现在美国媒体无孔不入,垄断讯息,媒体背后的财团本身是有利益诉求的,谁有钱,他在媒体上登的广告就多,这样的报道,也会因此出现不公平的现象。而有选举投票权的公民,他们对获选人的消息全部来自媒体。因为获得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他的投票会被误导。现在美国的资讯实际上是掌握在三个大的财团手上。所有的报纸、电台,不属于这个就属于那个。 今天的美国民主制度已经百孔千疮了。吊诡的现象是,当年美国人选举权没能普及的时候,选民是相当有判断力的,每次选举的执政机构也表现很好。后来选举权扩大一次,选民的人数增加一次,选民的平均质素就降一次,选举的执政机构的水准也高低不一,落差较大。 所以,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相对而言,民主政治的功效差。邱吉尔说过,民主不够好,但是民主是很安全的制度,不会闯祸。英国执行的是政官制度,政务官三个月你不见成效,请你走人,换一批,闯不了大祸。 日本也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包括现在的首相麻生在内,麻生家是第五代做首相。从日本明治一直到现在,日本的当政者是出自很紧的小圈子,日本的金权、军权、政权都在这个小圈子里。日本政治制度的调节适应能力甚差。日本国家很富,百姓很穷,百姓日子很苦。日本老百姓吃饭吃一点点,住房住一点点,但全国累积财富很多,都累积在上层。 新加坡是寡头政治的例子,因为李光耀的能干,他能避免火并。他是英国教育出来,重视法律。立法苛细,但是执法干净。李光耀同时一起起来那批人,不听话的老伙伴都下野了,留下来的都是听他话的领导人。就像是一个大公司一样,他就是CEO。现在是儿子执政,他当资政。如果他还想要孙子接班,一代代地走下去,能不能维持长久,那就成为朝代了。 新加坡这个执政集团逐渐缩小,有些人已是家族的第二代了,包括李显龙在内。这很危险,一旦要家族化,这个体制就坏了。新加坡不相信人治,靠法律去防范所有人的贪欲和缺点,用法律来消除人性不好的方面。这种制度可以刹车,只要不要跑太远。但它现在也面临许多问题:比如法律执行与法律的修改,就是难题。 因此,工具性理性和目的性理性不一样,目的性理性要有民主制度节制,两个要配套。 从新加坡的个例,我们已经看出两个事情。第一,新加坡老百姓里,中等智力以上的基本都不快乐,很多老百姓都移民去了澳洲和欧洲、美洲;第二,它的制度里选拔上来的人,越来越乖,听话,官员没有创造才能。因为人才匮乏,新加坡现在开始在大陆、台湾、香港和全球吸纳人才,希望能够保证国家的创新动力和新生血液。 台湾人口100个人里面80个人会投票,美国100个人只有60%投票。可是,台湾的公众论坛,跟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不能比。 但台湾有个先天的缺陷,就是族群情绪化。本土情绪是个很大的结,这是它的先天缺陷,在用人、施政上都是情绪问题,明明跟大陆和平来往是台湾最好的选择,但台湾绿营就是不肯这么做,就是情绪化的后果,不合理了。一旦不合理,“立法院”的立法就不能上轨道,“议会”和行政单位无法接轨,各干各的,“议会”里面讨论出来的法规,无法执行。行政单位就干脆不执行。台湾的民主政治最大的缺陷,是一切为了选举。台湾的民主不足为法,惟一可以为法的是,你可以在街上骂“总统”,还可以,起诉“总统”。 世界上没一个国家有完美的政治制度! 拿德国来说,其德意志的日耳曼精神,国家至上。德国的地方分权力量很强,各州各邦的权力很强。美国制度的毛病,是民主庸俗化,论坛逐渐枯竭,现在只有《纽约时报》一家了,选民素质不够,财团的影响过大。 理想政治是由公民选出一个超越党派的总统,由他来协调行政和议会和法律三个单位。他没有特定的主张,出现纠纷的时候,按法律执行。议会不能通过行政方面要求事情,或者议会解散,或者内阁解散。重新选举,由公民决定对错。选举过了,翻了盘,议会错,新的议会配合政府的条件;或则,新的内阁,执行议会的政策。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假如要讲工作效率,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不求理想,可是很有效率。但是,那是我们的选择吗?我们都必须好好想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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