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阳光的地方

2009年5月16日，赶在WEMUN全国教师会议之前，终于把书出出来了

书的出炉，百般波折，前后三年二十余人的参与自不必说，书写人员涉及中学生、大学生、社会人士、中国人、海外友人。参阅了日文、英文、中文资料……出版的过程也是持久战役，去年8月送交出版社，拖拖拉拉，几经修改，价格上也丝毫不肯让步，若不是有幸在一个月前认识了社长大人，恐怕还不知道何年月能够见天日。

待到去年冬天重新梳理内容，发现第一年书写的信息已经不能使用，只好重新调整，把网站、照片等更新。

至于书名和封面，都是出版社的意见，理由是他们“懂得市场”。脖子拧不过大腿，我的意见基本上被当做耳旁风。Anyway，好歹是出来了，暂且不和他们斗气了。

共五章，大16开，272页，附带一张光盘，这已经是删除了1/4后的量了。

市面流行的诸多“山寨”，大多是抄袭北大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的教师指导手册。5年过去了，这本书当中已经几乎没有那一年书写的内容了，模联也走过了跌宕起伏的五年，但是我还是光荣地将P5-李丹、徐晴、陈可、赵璧（我就不说了）的名字留在后记当中。

三年的心血，基本将所有MUN可以用到的资源搜索方法、规则流程细节、乃至文件用语、议题分析的思路、众多特殊委员会的说明等囊括其中。主要是MUN的一本工具书，趣味性么，已经尽可能地保持可读性了，不过毕竟不可能像小说一样。

要感谢的人太多，参与书写的朋友，有些都不知云游何处了，还不知道稿费的事情怎么计算，也没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去数。待到下次见面的时候把书给给到各位吧，还好，我还会在北大再呆上2年，总会有机会见面的:)

出版社留下了3000册，不知道会不会在新华书店面世，蔚蓝国际留下了3000册，需要的朋友按照过些日子网站的通知去购买吧。最近应该会向各校发送征订单，来WEMUNC 2009的代表可以现场买到。当然了，前期的会议准备参考一下会更重要一些，呵呵。

www.wemunc.org

自序

2009年1月，我来到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海牙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的会场，此次不是作为一名代表，而是作为一名指导教师带领23名学生参会，我的模拟联合国生涯因此又圆满了一层。在全体教师会议上，组委会特意提出对我们的欢迎，这是该大会四十四年历史中第一个真正的中国代表团。我们站起来向其他的老师致意，收到了热烈的掌声。

主会场的旁边就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所在地。2005年的2月，在波士顿举行的哈佛全美模拟联合国大会中，我恰恰就是代表斯里兰卡，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委员会参与讨论。那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国际模拟联合国会议。

2003年9月，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大学一年级新生。无意间的一瞥，注意到北京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招新的消息。“模拟联合国”这个曾经在书中见到的词汇出现在了生活当中。从此，我和模拟联合国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4年我成为新组建的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组委会的高中联系人，肩负着在中国的中学推广此项活动的重任，我们师生一行9人到美国纽约接受了美国联合国协会密集的培训。回国之后便是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直到2005年3月，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齐聚在北大，首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胜利召开。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发黄的遍布字迹的通讯录，上面的百余所中学校长，我都一一打过电话，一项活动从无到有所经历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是幸运的，大学的每一年都镌刻在中国模拟联合国发展史的里程碑上。2006年3月，参与组织北大与哈佛合办的第十五届世界大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World MUN），2007年3月，创办首个由中国青年独立运作的国际大学生模拟联合国活动——北京大学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AIMUN），于此同时，我开始参与蔚蓝国际的工作，带领中国的中学生步入国际模拟联合国活动的舞台，2008年，创办国际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WEMUNC）。

时光荏苒，在参与模拟联合国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的不仅仅是方方面面能力得到的锻炼，或者是与中外年轻人结下的友谊。还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翻阅卷帙浩繁的资料，思考如何改善非洲的饮用水状况、打击跨国贩卖人口、限制小武器非法贸易、应对艾滋病的传播、保障国际市场环境下农民的利益……确实现在而言，我们为这个世界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模拟联合国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思考的空间。学习物理的可以思考宇宙空间如何给人类带来新能源，学习医学的可以思考高致病性转染病将如何应对，学习城市规划的可以思考城市怎样容纳涌入的人口，学习法律可以思考如何保障女童受教育的权利……这些才是抛开繁琐的规则和刻板的文件之后，最重要的东西——从年轻时积累的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对改善世界的思考是我们厚积薄发的源泉，也许未来我们可以从这些点滴做起，直到当我们活跃在各个领域当中，成为领袖人物，有足够的实力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实践这些思考的时候。

在模拟联合国活动中，如果说主要是通过书本知识关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那么对中国发展的思考却是切身体会。

在多次出国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已经不可抗拒地与世界紧紧联系到了一起，中国的商品遍布全球，关于中国的报道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我的同学遍布四方，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捷克布拉格、意大利佛罗伦萨、尼日利亚拉各斯、巴基斯坦卡拉奇、乌兹别克斯坦比什凯克、俄罗斯圣彼得堡、贝宁波多诺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必定要肩负起在国际的合作与竞争中建设中国的重任，而中国变迁之快、发展之迅速在时时提醒着我们是否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模拟联合国这项活动应该赋予更为深刻的意义。当前，模拟联合国活动主要的话语权依然掌握在西方人手中，这和现实世界非常类似，中国人在这项活动中的长期缺位，也使得中国的声音无法被重视。我们的学生在面临对中国提出挑战的问题上、在跨文化交流能力上、在创新和批判性思维上仍然有很多青涩的地方。但是，值得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参与这项国际活动，在努力理解外国人的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地表现自己，发出中国人的声音。而这恰恰是年轻人从力所能及的地方开始承担宣传中国、建设中国的责任。只有具备了领袖的胸怀和眼光才能成为领袖人才！

2006年6月，在北京大学接待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学子送给他一本相册，里面是模拟联合国活动在北大发展的一张张记录，某种程度也代表了模拟联合国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我还想他转达了中国青年的心情：“我们愿意与联合国一道，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人类世界而努力。”

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已经或者是即将参与模拟联合国活动的老师和学生们提供一些帮助！

陈光

2009年2月于北大畅春园

后记

当出版社将终稿送到印刷厂的时候，距离动笔书写这本书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三年中，有太多的模联人为这本书付出了心血，那些曾经撰写过书稿的朋友大部分已经从北大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离开了模拟联合国活动。书稿付梓的时刻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它不仅是完成了我个人的一个心愿，也是完成了几代北大模联人的心愿，甚至是中国模联人的心愿。

2003年，当我还是一名大一新生的时候，模拟联合国活动就像一块磁石深深地吸引了我。那时北京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的培训，依靠的是师兄师姐的口口相传。从2001年-2003年，前辈们完成了模拟联合国活动的“汉化”过程，将核心概念的中文翻译固定下来，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以中文为工作语言的模拟联合国会议，这奠定了模拟联合国在中国普及推广的基础。

2004年10月，作为高中联系人，我和首届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组委会的六名成员赴美国纽约接受了美国联合国协会的培训。在回国后的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我们迅速完成了国内第一本模拟联合国指导手册的编写。这本手册沿用至今，陈可、赵璧、徐晴、李丹，当时撰稿的几位同事的名字依然在手册撰写人的位置上。

2006年4月，世界大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胜利闭幕，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也已经顺利举办了两年，那时，我便萌生了一个想法，将多年组织活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记录下来，而许多主管模拟联合国活动的教师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于是，从2006年6月，我就开始策划本书的结构和相关内容。随后很多模联人都陆陆续续地参与了本书的编写。他们之中不仅有大学生，还有中学生和国际友人。余歌负责整理了积累多年的各类模拟联合国参与者的感想，谢天驰搜集了联合国主要机构的介绍，尚宁翻译了大量日文资料，提供了本书第二章联合国网络资源使用的主要内容。张忞煜曾经是北大模拟联合国协会中的学术主力，他负责书写了阅读背景材料以及对国家、议题分析的部分。第四章关于会议规则流程的内容主要由曹疏野撰写，他曾经是2005年、2006年两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的参会代表，现在已经成为2009年大会的学术总监。

陈可、赵璧、徐晴、李丹、纪兵、陈琛、郑园、孙权、朱虹、王楠、张慧姝、杨玥、蒋玟峰、殷宇曦等都参与了编写，Jennifer Chen和Eric Ching书写了本书部分英文内容，我的大学舍友，也是奋战在模拟联合国战线上的老战友——闫犁，在送交出版社前协助我完善了全书的结构。我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联合国基金会董事袁明教授，她亲自过问本书的进展，并提出了建议。除此之外，我还保存了大量参与过模拟联合国的组织者、代表和指导教师的感想与总结，每一篇都渗透着他们对这项活动的真情实感，遗憾的是限于版面篇幅要求，这些内容无法收录到本书当中。

在编写全书的过程中，我们参阅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资料，并结合中国学生的特点和学习习惯在筹备会议上作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由于涉及大量模拟联合国的规则和专业术语，本书对模拟联合国的初学者可能会存在一些挑战，一些说明也会略显枯燥，但是，如果代表们能够将书中的策略和技巧加以运用，必定会在准备会议的过程中有所收获，并且在模拟联合国的会场上从容应对。

当然，成为一名优秀的代表，除了书中提到内容，还需要具备方方面面的能力和技巧，尤其是针对参与国际会议的代表，跨文化交流能力、沟通能力和英文演讲、辩论等方面的能力还需要强化与练习。

在本书最初的设计中，还包括关于组织办会的内容，但是考虑到对这部分有需求的读者较少，而且资料和内容尚不充分，就从本书中剔除出去了。

这本书主要是一本介绍模拟联合国活动的工具书，没有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热点问题，很多指导教师提出在教学中对知识的需求也相当迫切。我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继续编写与模拟联合国活动涉及的议题和知识内容相关的出版物，以便更好的推广这项活动。

再次向所有对本书关心和做出贡献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原本是初春写的一篇文章，玉兰花都谢了，桃花也落了，才贴出这样刚刚开头的一篇文章。看个心情的开头吧，留一些想象空间，不然这个春天的感慨又要留到明年了。

不过还好，顺利的话今天下午就能看到下一篇了:)

走在春意萌动的燕园里，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含苞待放的玉兰，于是便常常想起在四中的日子，每逢春天，窗外的几株玉兰便盛开的格外灿烂，一年四季总有不同的图景，嵌在窗棂里，像变换的画卷。

已近深夜，这篇文章拖了许久还是想尽快写出来，否则北京短暂的春天稍纵即逝。不想让文字成为一种矫揉造作，而是停留在纸张中的真实表达，哦不，现在应该说停留在网络上。

其实每天都有太多的感触，时间容不得笔尖在纸面上行走，只好偶尔在internet上留点痕迹。

怀念四中的玉兰，因为那时象征心灵自由的一个标志。就像笼中的鸟儿会渴望大山和大海，我从六角形的教室中，用玉兰的四季想象校外的空间。可以托着腮，看花开花谢，看喜鹊啄食玉兰花的种子，看绿叶繁茂，在看秋冬如何洗去夏日的繁华。

说起自由，也许……

在2009年的伊始，80后全部进入20岁的界标之际，早报网上抛出这样一篇文章。对80后的关注几年前就从韩寒、春树、刘翔、姚明开始了。2008年的几大事件中，对80后担忧转向的褒扬与希望。

抛出这样的一个议题，究竟是question还是concern，终究要靠时代来检验。只是隐约觉得这个时代的分野似乎在不久后会到来。也许会在80后中实现，也许会在90后中爆发。

对未来，我个人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周遭优秀的人都在奋发图强，通过不同的领域将个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最大范围地统一到一起。80后能否担起中国的脊梁，要看究竟这个时代还有多少志同道合者能够坚持。

我乐见自己作为80后的一员，走上时代的舞台。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2/cnpol090108a.shtml

中国80后：精英一代的政治分流

(2009-01-08)

　　● 叶蕴

　　无论是中国、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80后一代的政治观念渐成关注的热点。这一代年轻人，似乎普遍对政治冷漠，令政府对于培养未来政治人才颇费脑筋。

　　在中国，80后甚为特殊，其中城市居民的子女，是“一孩”政策下的第一代。中国80后有“小皇帝”、“月光族”、“啃老族”之称——他们自小处于进步神速的经济环境，是家庭财富的唯一继承人，消费随意而不善储蓄。他们享有唾手可得的家庭宠爱，同龄人之间竞争激烈，因此造成复杂性格：幼稚而早熟，善良却多疑，极度自我又渴望社交。

政治无知下的现实主义

　　相比起父辈，80后幸运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训练。同时，受惠于互联网普及和出国机会的日增，他们价值观的多元和思想的开放，让上数代人望尘莫及，与“自由世界”里的同龄人亦鲜有隔阂。但是，西方却发现，曾经期盼在中国第五代身上发生的“和平演变”，似乎还未生效。中国的80后尽管独立、自我，却对自由、民主、选举权等兴趣寡然。无怪乎，《时代》杂志Simon Elegant 在描写中国80后的文章“China's Me Generationrdquo;里，以一点无奈的语气结束全文，ldquo;China's future will be defined by whether they realize that democracy can help China.rdquo;(他们能否意识到民主能帮助中国，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潜台词里，中国80后是没有政治意识的一代，的确如此。同60后、70后相比，他们的成长风平浪静。出生在80年代，却因为年纪尚小，与那个年代的民主运动、文化复兴毫无关系。跨入小学校门，T AN MEN 事件发生；随之而来，初级政治启蒙由“四项基本原则”紧紧控制，高等教育则把“马列”“毛论”列为必修课和研究生入学门槛。80后对近在咫尺的历史一无所知。所谓“禁忌”，只是大学内部网络疯狂流传的猎奇物，而非有切身之痛的记忆。不过，这种刻意塑造的忘却，从某种意义上，并非坏事。

　　政治紧缩只是一种深藏不露的表面现象。80后其实懵懂的认同，似是而非的政治教育并非一种强制接受的价值观，也非一种严肃的学术训练，而是入学踏板石，甚至是记忆力测试。因此，“政治”更像是一次性用品，即用即弃。这也可看作，“工具化”的政治教育，客观造成了一种“政治自由”。

　　我们可以把中国80后自以为拥有的“自由”看作一种“无知”。虽然横向比较而言，中国的“自由度”并非完满，但是80后一代身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不满倾向。在允许的范围内，他们有对意识形态不予理睬的自由，他们把这种自由，延伸为互联网和短信中的娱乐势力、草根言论，享受虚幻的色彩斑斓、智慧泛滥。

　　因此，中国80后的精神层面呈现出一种非常现实主义、世故虚无的倾向。在80后身上，看不到“告诉你，这个世界，我不相信”的怨愤沉重，也没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的单纯希冀。根本而言，他们享受到更多改革开放的成果，而规避了政治中阴暗血腥的一面。这可能是西方迟迟不能看到中国80后有“民主”“自由”诉求的原因。

出身世界顶尖大学的精英　

　　中国现今社会的多元化释放了不少政治紧缩的压力。80后有选择人生道路的自由，一部分精英更倾向进入庞大的体制外市场，享受高薪，是典型的政治冷感动物。因为自我成就动机较强，而现今中国的行政体系，专业声誉不佳，官僚做派积重难返，对他们吸引力有限。况且，尚未踏足政治金字塔顶端的80后，也不可能分享灰色地带的利益。

　　但是，这种现实中的精英分流，并不代表中国缺乏未来的从政人才。从大学，甚至是中学，80后中政治人才的权力意识和权术技巧，已经在共青团、学生会有所训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并未泯灭，分流事实上是筛选出了更具权力意识天赋的一群。他们天然是现实主义者，更能看透的是政治背后的利益，也对政治的虚伪与肮脏相当麻木。选择进入权力核心，已经是一种超常自觉，而非强制或蒙骗，与价值观无关，反与实然的政治环境颇为吻合。而这些年轻的政治精英的存在，却往往不在西方媒体的视野中。

　　而这仅仅是中共政治精英选拔的内部渠道。在影响力甚大的高干子女群体，已经出现一群拥有世界顶尖大学学历的世袭精英，他们多数研读法律、政治、经济。这些拥有世界精英身份，又更加接近中国政治上层的80后，二三十年后，能否诞生出哈佛大学出身的国家主席？如果有，西方世界对于“和平演变”中国，是否信心倍增？

　　可以说，现今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各种80后精英，还在人生阶梯的初级阶段，仍处于相互流动的可能之中。这或许能对未来，中国政治体系吸收各类社会人才，摆脱纯粹的内部提升打下基础。但是，他们普遍的现实主义色彩，能规避中国当今政治体系中的“精英淘汰”恶循环吗？他们那没有价值观指引的现实主义，与现实中的利益集团结合，将会产生怎样的效应？他们自小熟稔意识形态的虚无性，又有多少动力，继续坚持现状？

　　整体而言，中国80后一直未遭遇重大的社会挫折，微观而言，他们更加是享受太多宠爱的一代。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将会带给他们第一次观念的冲击－－失业，将不是个别背运事件，而是群体危机。在未来，当家庭继承财产的单向效应递减，当赡养老人的压力陡增，当现在不善储蓄的他们，发现脆弱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将无法保障他们的生活，当他们自以为的高薪并不能让他们承担天价的房屋－－那他们将不再只是社会事件的看客。

　　到那个时候，现今仅因为性格与天赋特质而分野的精英，将立足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他们的力量对比，可会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表象下的政治无知，与实然存在的权力意识，还有依然虚无的价值系统，将会带给中国，一个如何的未来？

模拟联合国的旅程4——理想与行动

翅膀硬了，也想飞了。

随着时间的积累，经验的积累。曾经那个极易被外界影响的毛头小子也萌发了“独立自主”的念头。开始尝试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去做自己认为合适的MUN方式，于是种种机缘让WEMUN诞生了。

我感谢过去这几年的经历，2004年到今天，5次赴美，1次到新加坡，这次到欧洲，每次走出国门都会思考很多，从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身上也感受着中国年轻人的变化。

MUN究竟有多重要，有多流行，看看在THIMUN奋斗几十年的爷爷奶奶们就明白了。最早我只是认为MUN是推进中国素质教育的活动。MUN远远不止如此，他是中国年轻人登上国际舞台，发出声音的一种重要途径。学生们越多地走出国门去讨论，这一点就越发地显现出来。

THIMUN对我们的热情，我们仍然保持警觉的态度，虽然他们非常想把我们的会议作为附属，但是我们不想成为另一个被外国人控制的傀儡。采取现在策略实在是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案。这种矛盾贯穿纠结的周围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

我们的整个民族都存在着自卑与自负交织的性格，包括这些孩子们。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这种性格在政治、学术、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都会显现出来。中国人的成绩总需要通过外国人的认可才能彰显。连WEMUN的会议都是，要通过吸引大量外国人才能够让中国人认可，需要挂一个外国机构的肯定，才能够吸引国人的眼光。而整个世界，所谓“国际”的标志是欧美人介入的程度。如果一个活动仅仅是印度人、泰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如果一个活动都是非洲各国的人，很难被称为是国际活动。MUN也面临着这样的尴尬，究竟是世界各国学生思想交锋的舞台，还是富人的游戏竞技场。

曲线救国，用战术为了大战略。对外国人的“歌功颂德”恐怕是一个不能逾越的过程，其实就和我们说服家长的过程一样，需要先得到参与的机会，再把理念一点点渗透。也许会有一天中国靠其自身的影响力就可以得到其他人的尊重。

Amars就一直相信，应该先从数量上体现出中国人的存在，当年轻人大规模参与国际活动的时候，外国人必然会重视这部分群体，我们的同学再通过合理的方式将中国人的声音表达出来，就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外国人。

THIMUN的会议上，每个学生都在积极参与，他们挑战自我的过程也是在表现中国的年轻人。有的代表问我的学生：Do you know where the fuck China is? 孩子们非常勇敢，以F word还之。他们怒斥那些说“你好”却爱答不理的华裔。孩子们的自信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在外国人面前自信的表现，于我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我能够做的是努力地发出声音，不论是在教师会议上，还是在一些讨论会上。只有说出意见，才能够让人尊重。

越是走出国门，越是觉得中国的自我救赎多么重要。当今的中国有太多的机会主义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真正愿意为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哪怕小小的事情的人屈指可数。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热情可以延续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的理想主义会不会遇到现实沉重的打击。涓涓细流会成江海，每个人人的努力都不是无谓的。MUN也好，其他的也好，心里留存这样的一点信念，就总会有希望。

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来结束对这段路程的描述，其实很多事情才刚刚开始，来到THIMUN，看到这个40万人口的城市，有4000人的会议，再度激发了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会议的热情。这更需要承前启后吧，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欣慰的是很多弟妹们也在和我们共同努力。

2009年7月我就要毕业了，也许会在帮助自己的国家自我救赎的道路上做一些事情。毕竟中国国内的问题太多，也只有解决了国内的问题，才能够有更加自如的国际空间。也许那些理想主义的想法将会在实践中一点点实现，路漫漫其修远兮。

要说的还有很多，关于MUN的事情暂且谈到这里。最后用《双城记》里的名言作为总结吧。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模拟联合国的旅程3

中国的问题、动荡与不安我从来都不想掩饰。言论自由上也亟待提高。但是写下这些不是为了谈论中国的问题，而是谈论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做些什么。

模拟联合国，最早只是好奇，以及这项活动与自己所学专业的高度契合，让我一直在这条道路上走着。正是模拟联合国让我走出了中国，了解了世界，甚至让我找到一个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为中国加油的方式。

2004年到美国联合国协会总部的培训，有些顶礼膜拜的感觉。合作的第一年，表面上和颜悦色，实际上美国人更相信美国人自己。从背景材料来说，他们强烈建议使用他们书写的材料，无论我们写的多么深刻，也只能作为参考放在最后。那时对他们的要求言听计从，3年以后才明白过来那是某种控制。

2004-2005年，我们确实在学习，北大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顺利召开，模拟联合国进入了2.0时代，中学开始大面积地开展起这个活动。客观来讲，要感谢美国人把我们领进了这个游戏。

常常听学长学姐们讲起在World MUN与台湾学生斗智斗勇的事情。中国人的声音太弱小了，我们北大的学生自发组团孤军奋战，而人家台大申请World MUN主办权是“外交部长”亲笔信支持。中国的声音和偌大的国土面积，真的极不协调。我们在国内的沾沾自喜是多么的可悲。

我一直佩服慧玲姐的勇气，下定决心申请到World MUN中国的主办权。后来，总结出来，年轻人的这种勇气是极为宝贵的财富。2006年，北大模拟联合国协会和哈佛世界模拟联合国大会组委会合作了第十五届World MUN。第一次有种当家作主的感觉，虽然美国人依然是活动的主角，但是显然不能在这个会议上“为所欲为”了。哈佛、耶鲁、西点军校、牛津、剑桥还有众多的世界一流名校学生云集北大。无论是从规模、会议内容、特色活动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那次会议都成为了一个绝唱。

我同样佩服和我一起奋斗的团队，2007年创建了北京大学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AIMUN。第一个完全由中国人主办的国际MUN，据说2008年已经吸引到150名左右的外国学生。从议题到主席到特色活动，中国人都是主角。我们可以不依靠别人，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举办国际标准的活动了。2007年我们的团队有一名新加坡成员，这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活动的吸引力了吧。

然而“我们能做点什么？”这样的念头最终产生，还是在多次出国之后。也就是我在第二部分提及的那些场景和感慨。

不论是组织PKUNMUN还是AIMUN，都经历了数不清的艰辛，最为心酸的当属某些部门的官僚习气与短浅眼光。年轻人的热情并不能被所有人认可。明明是为学院学校长脸的事情，却遇到莫名其妙的限制和阻力。

MUN究竟有多重要，有多流行，看看在THIMUN奋斗几十年的爷爷奶奶们就明白了。最早我只是认为MUN是推进中国素质教育的活动。MUN远远不止如此，他是中国年轻人登上国际舞台，发出声音的一种重要途径。学生们越多地走出国门去讨论，这一点就越发地显现出来。

模拟联合国的旅程2——中国？中国！

给文章起这样的名字实属无奈，主要是没有人能轻易明白THIMUN的意思，即便是模拟联合国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莫名其妙的称谓。这两日思考颇多，过去几年的很多情境再次浮现在眼前。

接着上一回。

2008年8月的会议，代表们虽然略显稚嫩，但是发言踊跃，会议的活跃度超出了Linda他们的预期。再有就是会议手册、护照、胸针还有一系列AI设计在细微之处体现出了中国人的智慧。

会后的一段旅行然他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

8月底我和同事便出现在新加坡华侨中学的教师培训会上，随后11月，4所中国学校的学生登上THIMUN Singapore的舞台。借着，顺理成章，2009年1月，在荷兰海牙，23名中国学生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最大规模的学生活动当中。

在大会第一天的教师会议上，组委会特别提到THIMUN近40年历史中第一次有真正的中国学生来到这里。我和同事站起来向其他的老师致意，于是收到了热烈的掌声。和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师们坐在一起，心情是复杂的。

从一个毛头小子，到能够和资深教师平起平坐的MUN Coordinator，令人激动的不是我个人在MUN上的积累，而是中国人也能够在长期由西方人垄断的国际活动当中有一席之地，甚至是令人尊重的一个位置。

每一次海外旅行，都是一次深刻的思考，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族形象的思考。某种程度上，也是塑造我自己的名族归属和民族意识。

旅行，是寻找自我的一段过程。纷繁的城市，充实的信息，持续不断的变化，自己在文化和景观的更迭中寻找自我。

在我们宣传中国会议的展位旁边，是大赦国际组织的展位。除了宣传组织的理念，他们还在征集写给中国大使的信件的签名，主题是释放一位盲人维权律师。我不失时机地走上前去告诉他们我就来自中国，而且学习了人权与人道法的硕士项目，我听说过这位律师，了解他的维权时机。

与外国人交流永远是一场又一场的斗智斗勇，无论与THIMUN基金会的一堆爷爷奶奶，还是各种对中国“有想法”的外国人。

交流从对他们的组织感兴趣开始，了解了一些他们的运作之后，我说到对中国还是有信心的，事情总会一点一点的改变，维护人权要通过smart和strategic的方式来推进。能够在中国的高校，自由地谈论这位维权律师，自由地探讨中国的未来，能够有人权硕士这样的项目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海牙和平宫庄严肃穆，是每一个来海牙必去的一处景点。100年前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捐赠了这座宫殿，他死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大旗之下。18年前，苏联骤然崩溃，红色革命的历史成为一种耻辱，俄罗斯政府据说曾向死在布尔什维克手下的沙皇后代道歉。时代的车轮滚滚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历史终结的呼声甚嚣尘上，世界树立起西方话语的绝对权威。

我向来不否认一些普世价值，只是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除了中国人没有任何人会为中国的未来负责。

和平宫，大概是每个来海牙的中国人都会参观的地方。显然也免不了**功的在这里摆擂。横幅还是一成不变，发放的材料换成全彩胶印。我不知道对于这些90后的小朋友，**功意味着什么。吴老师说，如果有些事情一时说不清楚，就要给学生一个明确的立场就可以了。

2004年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整个42街，从头到尾都是他们的demonstration，每一个街角，每一个地铁出口，整整五年时间。2005年，据说纽约议会因为影响市容的原因，不再放任他们占据人行道。**的转型是极为成功的。成立了自己的电视台、电台、华文学校，全美各地免费发放的中英文报纸，每个大学甚至都有其学生社团，如今已俨然以推广正统中国文化自居。从诋毁中国政府出发，到诋毁政府兼具宣传文化保护，反政府不反国家，反政府不反中国文化，他们已经顺利地与西方话语对接。

我并不否认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仍然有很多策略上可以提高的地方，但是最终在世界各地采用这样的方式，甘当列强的走狗，实在是我不能接受的方式。

每每此时都感慨，我们的公众外交究竟有多弱，还是说非政府组织必然要有政府不具备的某种说服力。

团内的小同学勇敢地冲上前去，理论中国当前的国情，陈词不现实的变革的危险。我遗憾的是中国人有如此强大的智慧，却无法解决如此尴尬的问题。每每见到这些都激起我从事外事工作的热情。同时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自我救赎是多么的重要。

欧洲的文化积淀堪比文明古国，他们在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甚至比美国人更加顽固。无论THIMUN还是美国的各种MUN会议，议题总是他们自以为是“重要”的一些事情。人权、西藏、台湾、苏丹、污染……无论是立场还是背景材料中的介绍，都是西方偏颇地一面之词。

每一次学生都会遇到中国问题的挑战，这些问题即便对大学生难以处理，何况这些连基本事实都还没有机会了解的中学生呢。而且我们的基础教育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每每遇到辩论的场合，加上语言的障碍，中国人都太容易败下阵来。

有时，我常想是不是自己过于敏感的民族主义在作祟，将这些无意间的言论看做是针对中国的指责。但是，当我看到会场上的东方面孔耻于直言中文，羞于提及自己的民族血液的时候，这种怀疑立即消失。如果连大声说话，承认自己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民族又有什么希望。如果连这样的民族主义感情都没有，中国人的脊梁还能存在么？

来到海牙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THIMUN的会场，我的MUN生涯应该算是又圆满了一层，不过不是作为一名代表，而是作为一名指导模拟联合国会议的教师。

主会场World Forum Conventional Center的旁边就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2005年的2月，在Boston Park Plaza的哈佛全美模拟联合国大会，我代表斯里兰卡，第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就参加了持续危机委员会，恰恰就是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会场的表现可想而知，茫然地度过第一天，木讷地在第二天发了言，结果辞不达意讲到自己提前准备的立场文件，当时西点军校和耶鲁学生，甚至是委内瑞拉学生脸上不屑的表情至今印象深刻。能够在4年以后来到真正的OPCW驻地，无限感慨。

在会议第一天参加教师招待会的时候，满眼都是白发的教师，找到两个来自比利时美国学校的年轻老师坐在一起。THIMUN基金会主席Linda特别欢迎到一位即将退休的教师，22年奋战在模拟联合国的战线上，如今他的女儿也带团来到这个会议，女承父业。所有的教师都端起酒杯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2004年的3月，我懵懵懂懂地到BEIMUN的会场上观摩，BEIMUN是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在90年代初创建的会议，应该是最早把MUN带进中国的学校，可惜他们的参与学校没有一所是中国本土的学校.那时我还是大一的学生，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认识到一位韩国老师Gina，听说到了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中学生会议——THIMUN。

3年后的波士顿，居然又遇到那个身影，Gina带着学生又来到了BosMUN。世界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我们随后在北京也见了几次面，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跨国的合作伙伴。

参与THIMUN也是一波三折，这个近乎4000人规模的大会，从来没有中国学校参加过，在等候名单上的学校已经排到若干年以后，尝试着给他们的办公室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请等待3-4年。锲而不舍，将电话打到了基金会主席那里。陈词模拟联合国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表明推广模拟联合国的决心。主席欣然接受我们的申请，并且希望观摩我们8月份的大会。此时时间的轮盘已经转到2008年的3月。

2008年的8月，一个500人的国际会议诞生了，组织者不仅有中国高校的学生，还有耶鲁、宾大、加州伯克利的高材生。梦想居然就按照它的轨迹一点点实现了。会议上也来了重要的两个客人，THIMUN基金会的主席和财务总监。中国人组织的MUN会议给给他们带来无比的惊讶与震撼。

待续，请关注第二部分

总觉得自己在学校里呆的时间太久了，按照书本上单纯的介绍来认识周遭的世界，难免有些书呆子味道的论断和遐想。乘坐地铁或公车接触外界最多的时候，但是近两年改乘的士的时间越来越多，这仅有的一些接受社会浸染的机会都失掉了。大学就像无菌的真空瓶，而人长时间生活在洁净的空间，会失掉免疫力，一旦接触细菌，可能会严重感染。

前些日子，到城里逛了一圈，从王府井到金宝街。听同学指指点点，介绍那些声名鹊起的企业，从四大到奥美，到中粮，还有矗立在不远处的“智窗”。沿着王府井大街到灯市口再到米市大街，能够铭记这些古老地名的标志大概都已经消失殆尽，只留下一些传说。街道过往的车辆不时地提醒我这已经是一个现代的时代，路旁GUCCI的硕大广告牌颇为醒目，建筑工人正忙碌着安装商场的饰灯。已经忘记那个商店具体叫什么“汇”了，醒目的标语大概是说这是奢侈品专卖店云云。旁边还有两座酒店，一座是欧式风格，应该是巴洛克式吧，并不繁复的装饰，另一座典型的柯布西耶现代主义风格，框架结构的玻璃大厦。

在这些地方，不由得心生畏惧，感觉自己好渺小，唯唯诺诺地，缺乏底气。在这种地方无时不刻地会比较，会有反差。也许是因为尚在读书而不明世事，也许是因为缺乏立足于此的财富与权力。总之，不喜欢这些地方，太不亲近，没有生活感。即便是仅剩的一些胡同，夜里难得的宁静也要被远处的霓虹灯所侵扰。

其实繁华并没有过错，慧能和尚说过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心动，可能左右我的也是一种心态吧。

还好，我们最后的旅程结束在一个不足20平米的新疆小饭店，小儿是一个十来岁的聪明孩子。吃着热腾腾的拉面，终于喘了口气，这个城市还有属于普通人的一点空间。面上漂着零星的几片肉，豆腐丝黏黏的。但是那一刻非常美味，非常温暖。

当经济危机带来的一丝隐忧弥漫在心头，当寒风吹动落叶而雪的消息从北方传来，在这新年的第一天，请让我们倾听一个久远的声音。十年前的今天，本报发表了1999年新年献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今天，当南方周末致力于新闻专业主义之路时，这句标题仍是我们精神的圭臬，我们勉力继承其志，并视之为伟大的传统。中国已经度过了激流般的十年，多少繁华事，已付笑谈中，可是这句箴言仍然在每一个新年来临之时嗡然回响。
因此，在今天，让我们在这最单纯和美好的精神传统中相逢，让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中汲取力量，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让我们继续前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这就是为什么在汶川地震发生之时，无论我们身在现场，还是在千里之外，都曾感受到举国一致的悲伤；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时，无论我们是中产阶层，还是贫寒之家，都曾体会过壮美场景带来的欣喜；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之时，无论我们为人父母，还是尚无子嗣，都曾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整体，我们休戚与共，须臾不曾分离。这是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因为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发现自己对人的爱无可置疑，对国家的爱无可置疑。
当我们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心中对这个国家深挚的爱已经给了该如何行事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只赞美国家的进步，也批评它的不尽完美；为什么像捧着烛火一样捧着“真相”，在群论汹汹之际也坚持独立的立场；为什么若我们只能发出荧荧之光，也有崇高之意。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在今天买下这份报纸，而它没有提供可供获利的消息甚至也不提供什么消遣。
这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爱国者。经历了地震的悲痛，经历了奥运的盛况，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已经成年。当我们在这新年的这份新闻纸上相逢，我们已是社会的中坚。
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回想，3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羊肠小道上，我们的父辈荜路蓝缕，何其艰辛。他们经历了多么复杂的年代，走过了多么长的路。今天，他们结束了对国家的使命，头发斑白，回想着自己与同辈如何开创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世界，我们可曾想过他们有权利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否有一天当他们追问我们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推卸责任，不负历史的托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犬儒，不能抱怨“那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望向历史深处，回忆这个国家在一百多年来的兜兜转转。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越是望向历史深处，我们就越是坚定。是的，我们要毫不游移地支持那些人类共同的价值。我们支持进步、民主、自由、人权，支持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我们可曾忆起，一百多年前，先贤们发现故步自封于本国文化已不足以救亡图存，因此埋藏了心中痛苦，远渡重洋，以寻求国家振兴之道？因此西风东渐，建兵工厂以御外侮，建学校以期未来，建报馆以开民智，因此德先生、赛先生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复兴之光。在这漫长历史的此端，我们可曾想过这个国家的希望从何而来？我们可曾想过，如何延续这希望，以不误国家和人民的前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让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公正博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超越集团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继续深化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公正、公平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为什么国富民穷的趋势需要彻底扭转，无论要做多么繁复的工作。
一切都因为，历史的接力棒已经在我们手中。我们是社会的中坚，不是因为我们身在高位，不是因为我们资金丰足，不是因为我们聪明绝顶，不，我们甚至并不比任何一代中国人优秀，只是我们有此机会。我们有一个机会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有一个责任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不能彼此耳语，而要朗声合唱，这歌声要求着国家与人的共同幸福，从一百多年前而来，回荡今时今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真相，不能坠入一个失真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述自己对国家的爱时，可以平静、深邃和坚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凌空虚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现实主义者，求应然之事。
因为在这个大陆上，太平洋以西，当新年的熹微曙光笼罩大地之时，我们要对这个国家负责。当我们看到它辽阔的天空，看到天空下一条条曾被地震折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山岭和阡陌纵横的土地，繁华都市和出产古老谷物的土地，以及在这个国家中来来往往的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当我们的孩子将出生，在夜色中发出柔弱却嘹亮的哭泣声；我们会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信念更为珍贵，也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如此之多的困难，有如此之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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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2008年的尾巴上，想不到会以丢失公交卡作为纪念，伤心的是公交卡办理的时候记名，丢失的时候却没有办法挂失。80多块大洋啊~~~不知道贡献给谁了。如果丢失东西也能遵循能量守恒就好了，有失有得。

从亮马桥到海淀黄庄，只有大概30分钟地铁车程。只有白痴才会设计出海淀黄庄路口那样的信号灯和分界线。永远都在堵车。

中关村那个大路口永远是一幅洪水猛兽的样子，近百米宽的道路，滚滚的车流、人流。在那里会深刻地感受到北京城市规划的失败，这样的道路不是给人走的。最近在看王军的《采访本上的城市》，批判城市为汽车所做的牺牲，拼命地拓宽道路的同时，没有发现城市功能的扭曲是道路不畅的罪魁祸首。

城市是群体的独居，每天从西苑和肖家河方向涌向中关村的人们不知道对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感觉。喧闹、拥挤、混乱一直伴随这条线路，经常，我和他们一起在四环边挤车，我和人们挨得那么近，甚至可以听见呼吸，闻到味道。可我没有些许亲近。中关村不是一个让人愿意驻足的地方，也许，我们都是过客。我没有去过西苑那边，住宿水平很可能都是挂甲屯那样的水准。我不知道中关村的繁华有多少能够进到这些为中关村工作的人的心里，也许，北京只是一个符号，能够带来钞票的符号。

我和父母住的小区，大概有好几万人。和中国众多城市小区一样，我不知道自家门口的邻居姓甚名谁。只是偶尔在电梯里相遇。一栋高楼就像蜂巢，独居的一户一户。

所以，会明白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所有古书上记载的宗族、男耕女织，甚至是胡同弄堂，全然没有意义。迷茫与自己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时代。时间与空间的纠葛，扭曲的认知。工业社会的光怪陆离。世界要把人吞噬。

怎样证明自己的存在呢？

周日我在第三极的会议室连续参加蒲公英舞蹈工作坊和影想放映的活动，昨天傍晚在康美乐奔跑40分钟，之后和下班拥挤的人群在公交车上抱怨，磨蹭着到了电影学院，挤得满满当当的小放映厅，坐在地上看了《捕鼠记》。

我笑了，我在思考，神游，感觉我存在。

是不是太唯心了，不过在跑步机上汗流浃背的时候我也感觉自己存在。

对北京真是又爱又恨。我喜欢这些边边角角犄角旮旯的东西，同时厌恶这个城市的傲慢和粗暴。

影想放映中《黄瓜》一片，一个北京下岗男人去汽修店应聘，人家说我们就不招你，为什么？没什么，就因为你是北京的，谁让你们北京的不招我们外地人。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刚刚看了《十七岁的单车》，梦想是一个多么简单又遥不可及的东西。它可能是一辆单车，可能是一个女孩。现实往往是血淋淋的残忍，把普通人最平实的愿望撕裂。这样的故事每天上演。悲痛中却总有一种感觉在撩人，也许那就是青春，梦想被打得再破碎，却总有勇气，燃起希望，去追寻新的梦想。

可能，也只有青春，让我在这里唧唧歪歪地神游，思考这漫无边际的东西。

就像这极为发散，胡言乱语的文字，像梦呓，诉说着少年维特般的烦恼。

也许我应该让自己恣意。

2009年我即将25岁，爸爸说，正是他25岁的那个春节，和妈妈结的婚。26岁，就当了爸爸。

12月14日

《南方周末》这期推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主题“三十而立”。似乎共和国的历史只有这三十年，也许重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至少中国在冷战结束提前十年基本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未尝不是庆幸。

众多文章中，李皖的这篇写中国摇滚的我最喜欢。思想深刻、文笔简练。我并不关心摇滚乐，但是在作者笔下中国摇滚乐史深刻反映出时代变迁的脉搏，值得玩味。

………………

南方周末12月11日第23版

摇滚乐：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上

1994年，崔健《红旗下的蛋》发表，不再具有前两张专辑的影响力，标明轰动期进入了尾声。此后不久，中国摇滚乐进入漫长的失语期，一直及今。失语不仅表现为摇滚音乐人再也说不出震动整个社会的话语，也表现为当摇滚音乐人试图揭露新时代的新现实的时候，大众却已经失去了响应能力，这才是摇滚乐彻底发生转变的更为深刻之处。

　　在思想、文化大变局的时代，摇滚乐充任了大变局最敏感、最大声、最大众化的载体，这是摇滚乐造成轰动的原因。这一点极为诡异，以致我们很不愿意承认：摇滚乐的强大，依附在对立面的强大之上。

　　中国摇滚乐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主题，正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上。主流意识形态不仅给它以力量，更在基本语汇、思想、范式上规范、制约和制造了它的基本精神体系。理想破灭、失去方向、走投无路、一无所有、认知混乱、空虚没劲儿……轰动期摇滚乐所反映的这些内容，表现了大变局中社会的总体精神症状。它依然处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内，具有一种集体的或群体的视野，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倒影；摇滚乐在此之上，成为一种对立面的艺术。

　　一直到1994年，王朔式的小说和电视剧把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拆卸，市场经济所蓬勃出的新富裕气息将中国人的政治母题和精神玩味完全架空抽离。摇滚乐的失语便开始降临了，轰动从此远离了中国摇滚。

　　这一个时期并不是中国摇滚单独表演的一个时期，而是整个文化、各个组成部分——诗歌、小说、艺术、电影、哲学——同进同退的一个大时代。很奇特的一点是，它们几乎是互相拥抱着翻滚在泥水里，在一场突然来临的暴风雨中，动荡喧哗骚动折腾并渐渐平息，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却相互看不见。

这一个时期，摇滚乐是文化英雄的一部分，不止是它，诗歌、小说、艺术、电影、哲学也分别有它的民族英雄，代表着精神解放的力量。摇滚乐手不像是音乐家倒像是战士，摇滚乐场景不像是演唱会倒像是神话，充满了象征和仪式意味。

　　那个时代有的是听众，缺少的是作品。现在有的是作品，缺少的是听众。那个时代没什么技术，但有的是精神。现在没什么精神，但有的是技术。那个时代涌上台去那么多的风云人物，但是很可怜，很多风云人物却并没有什么才华。

　　但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摇滚乐一直存在，失语症剥去的并不是它的内容，而是那种深刻的苦闷感的消失，是压迫的渐渐松开，是反抗的骄傲不再。从1989年蔓延开，它曾经是“呼吸”、崔健、“唐朝(听歌)”、“超载”，稍后的何勇(听歌)、“鲍家街43号(听歌)”，所集体爆发出的理想主义破灭的悲歌。之后，面对着主流意识形态这副巨大无比、但慢慢凉下去的躯体，一代代摇滚乐人一直在寻找着办法，发动着斗争——“子曰”携着市井、江湖、小民看戏的智慧来了。“麦田守望者(听歌 blog)”带着胡同顽童的玩闹来了。隔了很久“二手玫瑰(听歌 blog)”带着二人转的泼皮无赖耍流氓来了。实验时期，NO、“苍蝇”、“顶楼的马戏团”以恶意戏谑、取笑、示众的方式想做出超强颠覆的惊吓效果，有点像是鞭尸的行为。失语期间，“盘古”做出了真正有内容的、惟一尖锐的声音，它重拾阶级斗争立场，重拾革命的主张，试图发动音乐上的武装起义，但它仇恨的刀锋上流淌着嗜血的新暴力、权力的新野心。“扭曲的机器”、“痛苦的信仰(听歌 blog)”、“夜叉”、“病蛹”汽锤般的重金属比自由的口号更响亮，显示着这种拼命呐喊的骨子里的空洞。炫耀勇敢已经没有意义，所以“舌头”、PK14、“生命之饼”开始崭露反讽主流话语的聪明，旁敲侧击的阴暗挑衅如黑乌鸦一般充满知性的狡诈。“野孩子”、苏阳、“周云蓬”来自中国的乡土俚俗，所以他们在繁荣的背面看到了底层人民如草芥一般的生存。崔健的近作重点不再关注精神场景，而关注社会各色人等的现实新生态，因而展开了新时期的人间喜剧……但不管如何努力，主流意识形态如死皮老肉难有任何反应，四周围观者渐稀，社会大众不再共鸣。

　　曾有一部分摇滚歌手力图直接去目击1992年南巡之后的时代巨变，迎击那现实急转，径直走进新时代的场景描绘，这形成了中国摇滚乐的第二个主题。这部分歌手试图反映整个时代向物质主义激变的图景。中国近30年来曾有过两次精神重创，第一次是激进的政治变革激情被压抑的后遗症；第二次是精神世界被物质世界转换、颠覆、边缘化、最后架空的强烈不适。

　　张楚(听歌)、蔚华(听歌)所表现的正是这第二次动荡，是一种新时代的新烦恼。2006年，“单行道”乐队曾想在如此变局十多年后展开一次新的现实主义观察，使摇滚乐的创作中出现了近似社会段子的系列场景，但是最终，他们的歌曲缺少真正痛感，场景太过易变而缺少积淀，唱起来没心没肺。崔健在1998年和2005年的两张专辑，以大致近似的原因，也没有激起广泛而长久的反应。

　　崔健打开的盒子里面是空的

　　中国摇滚乐的第三个主题是反映一种城市的触觉。中国一直有城市，但直到1980年代之后，城市才开始有了城市的意味。这是一种与工业文明、现代化、外乡青年、都市时尚纠缠错节的语境。作为重要母题，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城市触觉的最早表达者是“黑豹(听歌)”、窦唯(听歌)、张萌萌、王磊(听歌 blog)，从他们口中，冷铁般的感觉，黑梦的幻觉，患病的感受，被城市欺侮的凄凉感，陆续出现。后来，疏离、恍惚、失落、空虚、没劲儿、顾影自怜、晃来晃去、没头脑的兴高采烈，成为一大批城市乐队、歌手的表达内容。

　　经过近十年的发育，流行、时尚、娱乐终于在中国生成为一个传媒的和生活的现实。1995年之后，“零点”、韩红(听歌)、臧天朔、“花儿”、汪峰(听歌 blog)、郑钧( 听歌 blog)、丁薇(听歌 blog)、斯琴格日乐( 听歌 blog)都在程度不同地实现着这样的转变。在万一、胡吗个率领下，也曾有过几支不出名的队伍试图在大众摇滚上闯出名声，但是却惨遭可耻的覆灭。以摇滚形式唱出大众的流行音乐，这是中国摇滚乐的第四个主题，它往往会被铁杆儿们视为不齿的投降，却在另一个战场上成为摇滚乐失效后重回大众怀抱的有效策略。他们试图以时尚重新找到摇滚乐对大众布道的新舞台、音乐创造通向都市人群的新插头、另类文化打开社会意识的新缺口。至于它到底是与流行、娱乐和庸俗合了流，还是教育了流行、娱乐和庸俗，使之变得高尚而不肤浅，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摇滚乐还有第五个主题，这是仅次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为壮观的主题，也是摇滚乐的永恒母题之一：歌唱自己的青春期。歌唱自己的青春期一般有这样几种方式：一种是迷惘，一种是垮掉，一种是谩骂，一种是死亡炫耀，总起来都是性冲动和自我觉醒，它成为朋克、金属音乐的热门话题。

　　而中国摇滚乐放弃大众呐喊、撤出对立面艺术的退却之举，其实际情形也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它因此而焕发出的别样神采甚至称得上迷人。回归/回家是1997年之后在腾格尔(听歌)、许巍(听歌)、乡土艺人等诸多人身上发生的艺术转变，好像是经历了动荡时世和荒唐岁月的浪子，重新回到了家乡的温馨爱抚、心灵的宁静安详或者宗教的沐浴光辉，他们的非摇滚作品显示了低首俯身的虔敬、回归土地的安慰和动人心旌的抒情魅力。窦唯、骅梓(听歌)、底里、“超级市场(听歌)”从战场的另一侧退下，从外部世界缩回到内心，但他们由此焕发的非凡才情、自在之美、中国传统文人心境，比其摇滚时期更为纯粹深邃。窦唯在作如此转向后所爆发出的惊人创作力，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能数得清以他个人和乐队名义出版的唱片究竟有多少。

　　作为2000年之后的景观，新一代的中国摇滚音乐人还制造了另一个大规模场景：唱英文的和不再唱歌词的。前者是一些摇滚新乐队，后者是一些取了英文名字的DJ。这是新一代年轻人干的事。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唱英文的中国摇滚等于一个字也没有说。

　　经过了30年，中国摇滚乐的基本轨迹是：从英雄主义变成了痞子无聊又变成了娱乐精神，从精神尊严变成了生理愉悦还变出了艺术的先锋姿态。

　　中国摇滚乐的热情，因信息和文化的贫困而引发，又因信息和文化的饕餮满足而冷却；因意识形态的倾斜而引发，又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悬空了意识形态而冷却；因信仰和思想的动荡而引发，又因时尚和消费边缘化了精神自豪感而冷却。市场经济的发生，网络的兴起，就这样将曾经的热情消弭于无形。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摇滚乐究竟解放了什么？启了什么蒙？很奇怪，它的里面是空的，像崔健打开的那个理想的盒子一样，摇滚时代没留下实质性的思想成果，它只解放和启蒙了一种情绪和姿势。

　　轰动有什么好？

　　我对中国摇滚乐报以恰如其分的乐观。因为摇滚乐的两个失效，部分摇滚音乐人进入了比较自然的对摇滚乐的热爱，比较正常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今天，中国摇滚乐的自在、从容、向艺术纵深的深潜，都是前所未有的。

形式的失效使中国人发现了自己。当新的外来形式不再具有轰动效应时，中国人日益发现自己真正触动的声音，用两个大词说：民族主义醒来了，自我醒来了。早年在《黑月亮》、侯牧人、崔健、王勇、何勇、“子曰”那里萌发的种子，正在蔚然长成树林。1999年之后，中国摇滚乐普遍地在形成中国的风度。

内容的失效使每个人正在发现自己。我们正在经历时代的无力。但是时代的无力，正意味着一个曾经强大的旧时代的彻底过去，无力正是新旅程将要开始的必然。从音乐的一面，我们越来越多发现寂寞地向音乐纵深孤身跃进的身影。从言说的一面，我们越来越多看见精粹、洗炼、日渐深邃的诗歌，正在中国摇滚歌词里涌现。左小祖咒(听歌)、“声音碎片(听歌)”、木玛(blog)、万晓利(听歌)、周云蓬、PK14……许多摇滚人在唱出白金般的诗歌品质，那些歌词是每个人自己的，是不可复述的，是摇滚人自己发育出的忠诚于自己的有效话题。

　　全国人民都听同一盘磁带，看同一个歌手，想同一个问题，说同一个话题，究竟有什么好？轰动有什么好？轰动跟我有关系吗？当然我也有不甘心的另一个问题：那个够分量的、能被许多敏感的心共鸣的伟大作品，什么时候会出现？我想，这不是单独对中国摇滚乐的要求，更是对中国人的要求，以我的狭隘眼光看，中国人，离此还远，但是他已经自在地走在路上。

"当我走在街上，走在北太平庄，当时三环没有修完，满街都是外来的民工，他们在那儿干活的时候，他们的样子，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汗水，他们长满青春痘的脸，他们跟我那些哥们儿特别一样，我想起我的家乡，想起现实生活质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能拍一种电影，他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一种想像."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追求什么呢？

虽然下午的考试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背了一遍，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荣辱观……

这解决不了精神上的迷茫与空虚。

所以有时我想，为了家族、为了别人活着也许是对的，给了自己一个生活的理由。

脑海搜刮着应该做的事情，WEMUN2009的策划、书稿的完成、论文、念书，让我最兴奋的是要买一个小水族箱。

也许，应该去云游，从活生生的生活中寻找真知。

一个人在封闭的空间，思维的速度和想象的空间都变得狭小了。那是一种无情的隔绝，有时是别人施加的囹圄，大多时候是迫于懒惰的控制，缺乏闯荡生活的勇气。隔绝了真实，让我以为电视里就是真知。其实电视剧给人的只是虚妄的美好，生活本身才更加精彩。

后面是节选陈丹青和贾樟柯的对话，两个都是我很喜欢的人。

也许，思考才是最美妙的事情，那些给予生活现实和精神升华的思考。

陈丹青：从他们开始，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口口声声说要追求一个现实主义、人道主义，艺术要非常强烈的表达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这几代人都没有做到，第五代没有做到，我也没有做，我上一代更没有做到，因为不允许。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政策不允许，你不能说真话。第二个因为长期不让你说真话，你不知道怎么说真话（掌声）。所以文革以后，像我这一路人立刻被关住，因为实在太荒凉，不然这哥们儿画了点小东西，不错有点真实的意思。差不多十年后刘小东突然把一个“屎”给我们扔过来，生活就这个样子，而且有美感可以是一幅油画，很饱满的激情，又是青春，他当时二十七、八岁，正是出作品的时候，结果当场非常激动。而这“两泡屎”当时美术馆还没明白过来，很久之后才追问我操你厉害。他就开始画民工，画那些焦躁的青年，画失落的一代，画那种愤怒的眼神，画大日照的两个男女根本不知道干嘛，可是一身的青春。过了一段日子这个家伙出现，表现《小武》，一个小偷，一个无聊的青年。今天他来了没有，王宏伟这个演员？

贾樟柯：在那。

陈丹青：哦，小个子，大演员。我在纽约把《小武》的录像带塞到那个“肚子”里面，影像一出来，我操，这种感觉就对了。就是一个小痞子，烟一抽，两条腿一抖，这对了。第五代电影没有一个镜头这么准确，就是现在中国的一个完全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理想，没有地位，没有前途的一个青年，站在公路旁边等车，然后一直到最后手铐铐住，蹲下来，人就围上来。从头到尾准确极了。我们在中国生活过的，小县城过来的，你们知道，千千万万这样的青年，，一直站到九十年代，没有人说他，这家伙一把抓住，他就说了。

我今年在台湾看到侯孝贤，我问他你什么时候看到贾樟柯？觉得怎么样？他说我看他第一部电影，第一印象是这家伙他会玩儿业余演员，这个人有办法，这完全是经验之谈。所以我就非常明白当时林旭东。因为我们是老知青一代，我们从来没有说出自己来，到了小东，他开始堂堂正正，把自己的愤怒和焦躁说出来，用油画染料仍在他的油布上。在贾樟柯那儿他把这一代青年这种失落感说出来。我们扩大了看，从二次大战以后就有这么一种电影，从特吕弗的《四百击》到戈达尔的《筋疲力尽》，到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更早的写实主义像布列松这些人，已经变成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在现代国家，现代社会，旧的文明在消失，新的文明在起来，一种价值的失落和焦虑当中，有很多年轻的生命站在那儿，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但他非常意识到老子也是一个人，我该怎么办。这变成一个影像的传奇，几乎从60年代开始变成一条线，而这条线很晚进入中国，而且被中国艺术家明白这可以说出来的事情，可以变成一部电影，变成一幅画。

我当时在纽约，八十年代最早看到陈凯歌带着他的《黄土地》到现代博物馆放映的时候，我也莫名地兴奋，我们这代人竟然也有人在拍电影，然后实现也听到人说第五代不得了，超越前面所有的。但我告诉大家我看了《黄土地》非常失望，我还是看到一部共产党的电影，我没有看到我们这代人的电影（掌声）。我这说法有点过分，我当时在纽约，在期待第五代，我以为是贾樟柯他们那一类的电影，我非常失望。非常抱歉，我对凯歌很冒犯（掌声）。我说太多，你说吧。（笑）

贾樟柯：我讲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一开始学电影时，我自己就是冲着导演去的，所以一坐到北京电影学院教室的时候就开始写剧本。但是我写的剧本都是生死离别啊，传奇啊。那时候我以为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电影能够呈现，也是电影值得呈现的东西。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逐渐的我觉得我们一出生并不是自我的人，很随波逐流，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通过阅读，比如读小说，包括通过观影，看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特别亲切。电影里海边那些年轻人和我家乡的年轻人是一样的。那时候想一个台湾的电影能感动我，因为有侯孝贤个人的经验，他很珍视他个人的东西，这是一方面，有这样逐渐的获得自我的过程。另外一方面也和愤怒有关系，我们那时候每周三有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没有公演，刚出来就会放给学生看，我看了两三年，没有一部电影跟我有关系，跟生活人、跟我们的感受，甚至跟我们饮食习惯都不一样。比如我看到的片子里一百部片子里最起码有三十部讲这样一个故事，说大学生毕业了去农村扶贫，在扶贫过程中爱上这个地方，留下来当老师，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主义。这样的故事在同一年会被30多个导演拍这样的故事。后来还有一个电影讲一个县里面的县领导，夫妻俩早上对话，一看就是北方那个县城，但餐桌上放的橙汁、黄油、面包，你是个县委书记也应该吃豆浆、油条吧，怎么上电影饮食习惯都改了，会有一种所谓的电影的惯性，有些东西是可以拍电影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如画的。所以我认为我面对的是一个特别僵化、特别虚假的世界，当我走在街上，走在北太平庄，当时三环没有修完，满街都是外来的民工，他们在那儿干活的时候，他们的样子，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汗水，他们长满青春痘的脸，他们跟我那些哥们儿特别一样，我想起我的家乡，想起现实生活质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能拍一种电影，他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一种想像（掌声）。

陈丹青：其实大家都是有意见的人，拍一个电影要骂，要说好，都有话讲的人。你已经功成名就了，用不着跟大家说了，大家知道你这么多年拍了这么多电影，小人物，一个时代的变迁，考上北大就不是小武。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小武，也偷过东西，没给抓住就是了，叼着根烟，走来走去。小武光着屁股去洗澡几步路走得多对，在里面大声唱歌，只是他唱是90年代的歌，我唱的样板戏。我们小时候都这么过来的。也不服，也没什么本事，也没钱，也没有女朋友，不知道前途在哪里。都这样过来的，你也这样，你走另外一条路，你也会堕落，你在一个访谈中说，电影救了你，我是画画救了我。

这个国家还有更复杂的问题。这个国家在价值体系上比任何时候都要多样化，人们不在信仰古老的道德，却也摆脱不了深埋于己的那种微妙的文化种子，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外界不看好的情况下在经济发展中焕发着顽强的生命力，但这一生命力还须在别人制定的规则的全球化游戏中获得证明和承认。

——弗里德曼受汪洋邀请考察广东之后的发现

据说，一百多年前的罗素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许需要几代人去追寻。一切又回归那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那里去。”这是每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中国农民坐在田间地头的时候，他们会谈到中美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中东战争、很多农民喜欢谈这些问题。他们端个碗蹲在屋前，或者以便喂猪一边谈论这些问题。会有时候他们甚至打打手机，交流一下中程导弹试射谁厉害的问题。他们现在就像老一辈人喜欢谈三国，谈曹操谈刘备一样，谈小布什、萨达姆、陈水扁。农民的生活一方面很现代，另一方面还比较原始。他们既用现代化的播种机和收割机，也用西汉时期的农具。他们平时也看好莱坞的电影。中国乡村是后现代、现代和前现代的混合。乡村是中国现实的缩影。

中国农民是乐观的，他们有一个沉重的痛苦的背景，但他们也有喜悦和快乐，能够通过反讽从沉重、痛苦中瞬间解脱出来。他们通过戏谑和自我反讽，来减轻自己的重负。如果没有这一面，沉重和痛苦会把他们彻底打垮。

——李洱

所以，我才明白，张唤财捧起那饱满金黄的玉米粒是什么感觉，老马的妻子用泥土喀在黑裤子上画一朵朵花是什么感觉，邵大姐在地里收西瓜是什么感觉……正像李洱说的，农村并不都是痛苦和沉重，农民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发现快乐，乐观地面对生活。城市人也没必要用一种救世主的心态去拯救任何人。反倒是城市人空虚孤独的心灵最需要被拯救。

城市发展，就像一个野人企图成为一个体面的人，他首先要发展经济来让自己吃饱，接着“创卫”把自己弄干净，若未一歪脚走进温饱而思淫的小路，在回视内心世界的刹那，他决定“从文”。

城市文化是由绝大多数的市民，而不是由几个凌空虚步的大师构成，是由市井的庸俗，而不是由大剧院的高雅构成；是由活泼敏锐不惧虎的青年之光织成，而不是由拘谨地进一退十、倨傲地闭目塞听的糟老头喘成。城市是百姓的，城市文化来自这个成的民间。这就是独立音乐节的意义：民间、年轻、自主的美学。

——杨波《城市发展，就像一个野人企图成为一个体面人》

1、

中国千篇一律的小城镇丧失了原有的市井风情。做作的欧式小楼或是现代主义的摩天大厦，动不动就曼哈顿或是巴黎。中国人面对现代化确实手足无措，总是想用一些表面的繁华掩盖曾经的落后。

文化有差异，但差异不是差距，文明也没有高低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信。

2、

不管是物质发展还是文化发展都应该是市井间的细节，不是大街上的标志性建筑。垃圾箱比摩天大楼重要，公园里的小唱比新年音乐会感人。

3、

如果执拗的认为城市就是个体的、市井的，未免有点天真。从城市诞生的那一天起，他就被赋予了公共职能，而权力在城市当中无所不在，因为没有哪个人可以像在农村那样自给自足，耕耘一亩三分地。所以不论是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还是城市文化，必然要有权力的意志、权力的痕迹。差别的是，什么样的权力更为高明。

翻腾出了6年前写的文章。奶奶不在了，老家也不那么美了，关键是那种悠闲的心境很久都没有找到了。

偶尔翻翻文章，确实自己还是长大了，但是写文章的数量和成长成反比。

晒一篇文，不是偷懒，是鼓励自己，呵呵

家 趣

乡间的公路两旁总是无边的田野。道旁的高树像银幕上的纵纹，一个个接连着闪过。我坐在疾驰的轿车里，窗外原是无际的麦田，被树一下下闪过，就像放动画一样，田野似乎也动起来了。

公路不宽，却很直，嵌在绿油油的庄稼间。我幻想着在高空这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在飞机上俯瞰，那一定是很美的。

公路顺着一条河延伸，不时地有几只鸡惊叫着被车吓得四处飞窜，高傲的鹅大摇大摆地横过马路，还伸长脖子"呱呱"地叫几声，要和汽车较量一番。鸭子们凑在一起，扭着屁股，奔跑着。笨拙地两脚一滑，叽里咕噜地从道旁滑了下去。尽管在马路上笨拙地行走，河里的鸭鹅们便自在多了，用它们的长嘴伸到水底掘食，抖抖羽毛冲个澡。鸭子仍是滑稽地扭屁股，把尾巴上的水抖掉，鹅把长长的脖子收了回来，贴在胸上。有的鹅一只脚放在河里，另一只缩在腹前，回过脖子把头埋在翅膀里，睡着了。

回到家里，奶奶坐在一把竹藤椅上乘凉。

"奶！我回来了！"

"晓光呀，你爸妈没来？"

"哦！他们过两天再来看你。"

奶奶见了我，露出少有的高兴眼神，但寒暄几句，便又盘了腿低下头，继续她那老人特有的空白的沉思。

院子里拆了一个猪圈，保留了一个，原来的空地上种满了花，还搭了个灶台，一半的院子种上了蔬菜，黄瓜、豆角、茄子、辣椒、南瓜等，外面用高粱杆子围了起来，旮旯里也挺着几株鸡冠花，都是自己长出来的，窗台上摆了一溜花，仙人球、绣球、石榴、君子兰，还有些不知名的。"咕咕"，抬头看见一只灰色的大鸟落在屋顶。"那是斑鸠。"大奶笑着说。这个被晒得黝黑的老太太，不费力地用一只手拎起一筲水径直地走到菜园里浇菜去了。

走到猪圈，一只小猪从泥巴里跳出来，扬着头，盯着我，鼻子还在上下地嗅着。我仔细地看它，浑身粘满了泥，惟有鼻子红扑扑的。它望了我一阵，见没有新食，便低头去喝它的泔水。"咕嘟咕嘟"地在食槽里用鼻子吐着气泡，我算明白为什么它的鼻子那么一尘不染了。

饭后，坐在院里纳凉。我和小辉哥坐在外头的小板凳上，小板凳不知是何年何月造的，凳面被磨得溜光。

仰着头，望着天。

两旁树干的阴影直通上天，越来越细越来越小，我想，若沿着这树影继续伸去，必定会交于一点吧。

满天的星啊，真是壮观。似乎离我很近，最显眼的是猎户座的腰带，三颗星整齐地列成一行。我总是设法去找到一点点的星座的轮廓，这可太难了，数不清的星星簇在一起，或明或暗将这天空点缀得无限精彩。

我一面摇着芭蕉扇，一面和小辉哥聊着。

一提到芭蕉扇，就想起铁扇公主。不过，这可是道地的芭蕉做的。也不知为什么，晒干的芭蕉叶依旧坚固耐用，全不像枯叶那般脆弱。叶柄便是扇柄，末尾还钻了孔，穿上绳子就可以把它挂在门后。

乡下的夜晴天还比较凉爽，只是蚊子多。还有那种大花蚊子，总像是饿了好几天似的，见人就追，不分男女老少与血型。无论多么频繁地扇扇子，他就似疯了般死缠烂打，除非是吸饱血或是被打扁才肯罢休。往往才觉得痒了，却看那蚊子早已大腹便便飞走了，只在皮肤上留下红肿的"吻痕"。

还好，村里人自有防虫的绝技。大妈每晚都会在屋里点个大火绳。棕黑色的大粗绳，点着了会自己燃，还带着点点熏香的味道。这是用栗子花捻成的，每家夏天都要存一些，驱赶蚊虫很有效。

夜深了，躺在土炕上，旁边是奶奶均匀的呼吸，月光穿过庞大的窗棂洒在我的身上，我望着被屋檐遮去一角的月亮，轻摇着扇子，吸着栗花香，耳边是蟋蟀的轻唱．．．．．．

回家了，似乎平淡无奇，但那种安闲质朴的气息震撼着我，这里的种种不敢说是浪漫，却是清馨自然，我喜欢这里，也喜欢这种感觉，一点一滴来体会，一切尽在不言中。

萧条、混沌、世界体系的死与生（全文）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第一财经日报》
萧条已经开始。记者们还在扭扭捏捏地询问经济学家，我们是不是正在进入一场温和衰退。别信那一套。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场世界范围内全面萧条的开端；它将在世界各地导致大量失业。其表现形式或许是一场经典的名义通货紧缩，给普通民众带来一切可能的消
极影响；或许——不过可能性较小——是一场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只不过是价值紧缩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却更严酷。
大家自然都在问：是什么引发了这场萧条？是金融衍生品吗——沃伦·巴菲特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抑或是次级按揭？又或者是石油投机客？这种问责游戏无关紧要，其眼界局限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
家）所说的短时段事件的喧嚣之中。若要理解当前的事变，我们得从另外两种时间跨度来考察，那样才更有启发。一种是中时段的周期性波动。另一种是长时段的结构性趋势。
至少是几百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经历过两种形式的周期性波动。一种是以50~60年为一轮的所谓"康德拉捷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另一种是为期长得多的霸权周期。
从霸权周期的角度来看，1873年美国是正在崛起的霸权争夺者，1945年美国的霸权如日中天，从20世纪70年代起陷入缓慢衰落。乔治·W.布什的愚蠢则把缓慢衰落变成了迅速的滑落。到如今，我们已看不到美国霸权的任何一点幻象了。正如霸权衰落后通常发生的那样
，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多极世界。美国仍是一个强国，也许还是最强的，但在今后几十年，它将继续相对于其他强国衰落下去。任凭谁都很难改变这一趋势。
康德拉捷夫周期在时间跨度上有所不同。1945年，全世界结束了最近一次康德拉捷夫下降期（Kondratieff B-phase），由此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最强劲的一轮康德拉捷夫上升期（A-phase）。该上升期于1967~1973年达到顶峰，然后又开始下降。这新的一轮下降期比之前所有的下降期都来得长，我们仍旧身处其中。
对康德拉捷夫下降期的特征我们多有了解，世界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一切很符合这些特征。生产性活动——尤其那些一度最能赢利的生产类型——的利润率下降。随后，谋求高额利润的资本家转向金融竞技场，从事基本上属于投机的活动。为了不至于变得太无利可图，生产性活动倾向于从世界体系的核心区域转移到外围区域，牺牲较低的交易成本来换取更低廉的人力成本。这便是就业机会从底特律、埃森（位于德国鲁尔区的工业城市）和名古屋逐渐消失，而工厂向中国、印度和巴西转移的原因。至于投机性泡沫，总有一些人从中赚得盆满钵满。但投机性泡沫迟早都是要破灭的。如果有人问本轮康德拉捷夫下降期为何持续了这么久，那是因为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在西欧和日本的合作者周期性地大力干预市场，力挺世界经济——1987年股市崩盘、1989年储贷危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2001~2002年安然丑闻。它们从之前的康德拉捷夫下降期得到了教训，自认为有能力克服体系的内在规律。然而此类操作的效果有一定限度。如今这个限度已经达到了，保尔森和伯南克想必已经在苦恼和震惊中懂得了这一点。这一回，想要避免最糟糕的情况，恐怕没那么容易，也许根本不可能了。
从前每当一场萧条造成严重破坏之际，也正是世界经济复苏之时，复苏的基础则是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被大致垄断的某些创新。所以，人们说股市还会涨起来，心里想的就是这种情况——当全世界的人饱受伤害之后，经济会复苏，如同从前一样。也许会吧，不过是几年之后。
不过，尽管这个美妙的周期模式使得资本主义体系维持了500年之久，这回却有一些新的因素介入进来了。结构性趋势可能对周期模式形成干扰。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其结构性特征是遵照某些规律运行的，这些规律画成图形就是不断上移的均衡。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图形上的曲线会移动得太远，乃至无法重新达到均衡，这是一切体系的结构性均衡都会存在的问题。
是什么导致整个体系移动得太远乃至无法达到均衡？非常简单地讲，那是由于500年来，资本主义生产的三种基本成本——人力、投入和赋税——占可能销售价格的百分比持续上升，以至于连大致垄断的生产活动如今也无法获得高额利润，而那种生产活动从来就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表现得不完美。这恰恰是因为它表现得太完美，以至于最终掏空了未来资本积累的基础。
当达到这样一个节点之时，整个体系便会发生两歧化（用复杂性理论术语来讲）。其直接后果是高度混沌的大动荡，正是我们的世界体系此刻所经历的，未来20~50年里也许还会继续经历的情况。由于每个人都向他认为下一刻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使劲儿，从一片混沌之中，沿着两条大相径庭的道路中的一条，会诞生某种新秩序。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目前的体系不可能幸存下来。我们无法预料的是，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样的新秩序，因为决定这一结果的是无数个体决策的总和。但是或迟或早，一个新体系会成型。它将不是现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而会是要么糟得多（更两级分化、更等级森严），要么好得多（相对民主、相对平等）的一个体系。选择哪个新体系，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政治斗争。
至于说短时段的临时前景会是怎样，很显然就是此刻到处在上演的情景。我们正在走向一个保护主义的世界（忘了那啥全球化吧）。我们正在见证更多地直接介入生产活动的政府角色。连美国和英国都在对银行和濒临死亡的大工业实施部分国有化。我们正在走向民粹主义政府指导下的再分配，它既可能采取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形式，也可能采取极右的权威主义形式。我们正在走向国家内部更尖锐的社会冲突，因为大家都在争夺同一个变小了的蛋糕。从短时段来看，总的来说情况不妙。

受杭外模联协会小朋友所托，为他们年刊，写的序言。

也献给所有的模联人~~~

在模联在某些学校已经变质的情况下，写下这些东西也算是一种疾呼吧。其实奖不奖的看起来就一直是个可笑的问题

激情与责任
——写给杭外的模联人
2003年9月，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大学一年级新生。无意间的一瞥，注意到北京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招新的消息。“模拟联合国”这个曾经在书中见到的词汇出现在了生活当中。
2004年10月，纽约的生活节奏让我应接不暇，在美国联合国协会的培训亦是如此，从那时开始，我便走上来在中学推广模拟联合国活动的道路。

2005年3月，当我看到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激情四射地参加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的时候，我的心情和他们一样激动万分，将近半年的努力收获的大家的喜悦与成长。
于是，模联伴我走过了整个大学4年。

2007年8月，我加入蔚蓝国际，开始带领中国的学子步入国际舞台，参与海外的模联项目。
时光荏苒，2008年8月，我再次站在主席台上，宣布首届中国国际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正式开幕。这次的会址从北京到了杭州外国语学校。

一个问题时长萦绕在我脑海，是什么原因让我和模拟联合国走了这么远。思考良久，应当是激情与责任。

还记得第一次穿西服打领带，走在人群中有些不自在；此番衣着不由地要挺胸抬头、正襟危坐；拿着发言稿走上演讲台，庄重地字斟句酌，努力让自己的话语和外交部发言人的风格靠近；自己曾经那么努力地要说服其他的国家接受我的提案。没有亲身经历模联全过程的人大都会觉得这只是会议短短几日的耀眼和喧闹，而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当中哦昂的艰辛与喜悦。

不必说会议中与代表们唇枪舌剑结下的深刻友谊，也不必说在模联中锻炼出的各项能力，模联他是一个游戏，但是远远不只是一个游戏，它带给我最重要的一种探求世界知识的欲望和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态。这就是我所说的激情吧。翻阅卷帙浩繁的资料，思考如何改善非洲的饮用水状况、打击跨国贩卖人口、限制小武器非法贸易、应对艾滋病的传播、保障国际市场环境下农民的利益……确实现在而言，我们为这个世界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模拟联合国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思考的空间。学习物理可以思考宇宙空间如何给人类带来新能源，学习医学可以思考高致病性转染病将如何应对，学习城市规划可以思考城市怎样容纳涌入的人口，学习法律可以思考如何保障女童受教育的权利……这些才是抛开繁琐的规则和刻板的文件之后，最重要的东西——从年轻时积累的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对改善世界的思考是我们厚积薄发的源泉，也许未来我们可以从这些点滴做起，直到当我们活跃在各个领域当中，成为领袖人物，有足够的实力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实现这些思考的时候。

每当想到这点，责任二字就出现在面前，为大家组织出色的模拟联合国活动是打开了一扇窗，创造了一种可能，也是我从点滴来改善这个世界的努力。我乐见更多的年轻人可以从模联开始树立一种对世界的责任感，激发一股奋进的力量，为了更高的目标而努力。

让我欣喜的是，我总能够听到远在西湖畔的一群弟妹传来的消息，他们也在为模联这项事业如痴如醉，虽然远隔一方，他们的身影却栩栩如生，他们的成就令人鼓舞。我感动于他们对模联质朴的追求，每当想到这里，激情和责任就又增加了几分。

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也许会有一千个对模联的认识，但是我衷心的希望激情与责任可以常伴每一个杭外的模联人！祝愿你们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鼠标在屏幕上晃动，虽然很累很困却不愿意睡去。上一次执笔还是2个月前。

很享受现在的这一刻。

片刻宁静的夜晚。

奥运会结束了，同屋也回家了，手机歇息了，终于也可以暂且不去想任何事情。

一直对大卫家里养的那缸鱼耿耿于怀。

很喜欢水族箱，尤其是有那些小鱼和活着的珊瑚，小的时候在商场里看见了就走不开了。小虾米、小鱼，跃动的小生命，好像整个世界就在你眼里，在这一缸绿色的天地里。

突然想起很多美好的瞬间。

想念幾米的绘本，刘墉的酸文，三毛的流浪记；想念四中的跑道和夕阳，盛开花朵的玉兰，实验楼顶层栏杆上的涂鸦；想念十一学校已经拆除的红砖大瓦；想念P5在北京和纽约的暴走。

昨天把喜欢的人的所有短信都删除了，还是一年前的记录。终于还是删除了。究竟是真实，还是诳语？

时间模糊了很多东西，我怀疑那些曾经真切的感受也会这样被磨灭。

不知道是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还是我的脑子内存太低。总感觉在迷失。或者说自己太不知足，在幸福中，却无病呻吟。

就像这个奥运的记忆，七年的付出，瞬间的结束，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样子，一切一切就已经都结束了。

瞬息万变。

不论是周围的人，还是事情，我却像是快进中的慢动作，当头脑更跟上这些变化的时候，就停滞了，既然跟不上，又何必去要跟呢？突然觉得这个状态和高中读数学的某个状态很像，既然拼了命了也听不懂老师讲的，干脆就不听了。

何必那么累呢？

我本身想追求的人生，就是发现生活中细微的感动。恰恰是应当慢放自己的速度，去感知，去发现。

这应该是我要的生活，我从来不喜欢刺激。

我仍然觉得，很喜欢在公交车里晃荡的时光。就是这么慢，谁也没法控制。于是我有时间观察静止的人，他们的表情，他们的思绪，他们的故事。我就像个孩童一样端详。

当梦想被赋予太多的责任，就成了某种负担和做作。

可随性真的能够成就梦想么？

开始说胡话了，睡了。

蜗牛尚且还有自己的蜗居。

人也应该有些许的自由。

我等待阳光早日照进我的心房。

7月13日

工作还是让人喘不过气来，日益迫近的期限，总不免要手忙脚乱。

今天很难得地去看了《赤壁》。

影院的感受就是不一样，虽然坐在第二排仰着面看片儿，还要忍受旁边人无礼的短信和电话，但还是非常享受的。人面部细微的变化，甚至影片的bug。

梁朝伟一段莫名其妙的床戏，让我脑海里顿时浮现易先生的形象；金城武水汪汪的大眼睛，演绎的是一个调皮的诸葛亮，用网上比较损的说法，从头到尾眉来眼去，金城武还是很帅气的，特别是抿嘴微笑说“略懂略懂”的时候；林志玲嗲兮兮的说话方式让我实在怀疑她是否会说人话；赵薇演的孙尚香也是有小燕子的气质……这些就不再多说了，看着还是很爽的。

很崇拜那些英雄，不论是否是小说的虚构还是历史中的真实。气魄很是震撼，有勇有谋，尤其是有一种侠气，这个年代，平庸的人太多。当今，什么是雄心壮志呢？统帅千军万马征战南北必然不可实现。所以只能纵横商界成就行业巨人么？也许吧，英雄气概也许还有其他的表现方式。智慧、果敢、有大爱，这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赤壁》让我想到游戏《帝国时代》，宏大的战争场面，齐全的兵种。最有意思的是排兵布阵，我在想外国人怎么理解这样的智慧。雁阵、八卦阵，且不论其真实性，但是这明显是东方文化中独有的智慧。加上影片里长襟、美髯、蒲扇、骏马……这种飘逸令人向往。

视觉盛宴结束之后，是文字的饕餮。观影过后，去了第三极。很久没有在书店里徘徊。各种书籍，爱不释手。文字的力量也很强大，是一种低调的思考的力量。文字背后的遐想空间有时比影视更空旷。可惜啊，这学期买了七八本书，都还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堆积灰尘。

今年寒假读许知远的《中国纪事》，去年的暑假，捧着春树的《北京娃娃》，2006年《红楼梦》，2005年是郭敬明的《夏至未至》，2004年是江南的《此间的少年》，其实不止这些。《草样年华》三部都读完了。从来就是这些“庸俗”的书，读起来最津津有味。这学期为了做演讲、写论文倒是读了一两本，全抛到脑子后面去了，原本作为目标的国政经典三个大部头也没有完成。

回想起高中的时候，学习最忙的时候，还是偷着把所有金庸的小说的读完了，还记下来相当多的诗词和美句。还有小男人刘墉的所有励志读本。

如今，再多的决心都被自我否定，说来也真是丢人。

于是我拿起笔，在《南方周末》头版上，圈下了几个词：逼仄、贩夫走卒……只要有心，积累与思考，点滴间也可以成就。

7月14日星期一

今天去到大卫的家里，享受一顿温馨的晚饭。

也许因为汤哥是在奥美做广告的，房子设计的很有味道，简洁、知性。饭桌上的茶具、洗手间和客厅的绿植，尤其是三缸金鱼，都透露着一种味道。对生活细节的关注与热爱。

大卫还是过着侠道的生活，每天4个小时练功，除此之外，剪剪片子，写人类学的论文。还有喂鱼、做饭。

所以在大卫那里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也许我应该从整齐地叠放好自己的衣服，摆放好书籍和鞋子开始。我也要养一缸金鱼。

思考太重要了，陷入到生活的琐事劳碌中很容易没了自我。所以要保持写作，要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清明、激情、创意和品味。

不时地总会收到草场地来的邮件，用影像说话的人，也是在捕捉、在思考，然后用影像的方式表达。观察、思考、表达然后是反思。思考与行动，缺一不可。

草场地工作站2008纪录片邮件组54（7月12日）

吴（7月12日）

王洪军今天下午走了，回江苏金湖县老家。金湖县，这个地名两天以前，完全在我的认识之外，前天王带着初剪1小时的片子来，看了，讨论，这个名字无数次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应该会永远记住这个县城的名字，即便我可能永远不会去到那里，就像中国的数千个县城（我的常识估计）绝大多数我去不到一样（其实即便我去了或者路过，我对这种县城又有多少了解认识呢？）

我说金湖县城这个名字很多次出现在我和王的谈话中，只是作为名字出现，因为王的片子拍自那里。但1小时的初剪，能够看到的没有这个县城的街道、房屋、或者什么标志性的建筑之类，只是一个固定的、狭小的DV镜头画面里的无数进出的人，他们是病人，来找贾医生解决身上的病痛麻烦。像五月纪录片工作坊里王洪军的那个5分钟“公共空间”短片一模一样，同样的地方，狭小的诊所，桌子上固定不变的那个血压器，背景永远是一堵墙，小窗户的三分之一，完了，就这些，变的是交替进入镜头的各种病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带着头部CT片的老人来等待医生验证是否有瘤的宣判，怀孕期间还在地里干活用农药的农妇咨询胎儿有否安全，卖肉闪了腰的男人……无数的人，带着各种病痛来到镜头面前（医生面前），怀着共同愿望能药到病除。自然一个公共空间，各种话题也自然飘荡在这个狭小的诊所里，和病有关的、无关的，有关刚刚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奥运会，县里的书记县长传染一样得了癌症，等等。

我是怀着无限期待看王洪军这个片子初剪的，主要原因这是在我的纪录片经验之外，我好奇一个单一固定镜头前面能够或可能发生什么。我想说，我看到了，一个通常县镇生活中的人们被一个极端画面固定下来。我和王在两天的松散谈话（基本发生在饭前饭后或黄昏）围绕这个话题，然后展开。是否可以进入镜头的病人数量再多，每个进入的病人最特征的是什么，为什么非他（她）不可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出现，是否取消每个画面之间的特技切换（黑场过渡）就硬剪，画面跳也无所谓，因为强调的是所截取的这段画面（涉及该病人）就是这个有限时间。

重要的我们还谈到，以“贾医生的100个病人”为题来结构片子（目前的初剪只有大概15、6个病人，一些病人在画面中时间过长是因为考虑当时谈到的话题），先不考虑最后片长。更重要的我们还谈到王作为一个“县城人”始终待在这个县城一直拍下去，因为王谈到他还想用“婚礼相馆”、“律师事务所”这些场所继续拍下去，还有和朋友和熟人相聚喝酒时的影像记录；甚至我们还谈到如果这种方式在县城拍摄，王的日常生活维持继续可以靠帮助父母的生意进行。当然，前提必须是，王应该放弃到南京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发展的想法，不和大部分追求艺术的年轻人走一样的路，踏踏实实活在县城里。也许，和我、和所有现在众多要做纪录片的完全不一样的例外会出现。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引用了一些曾经离开所谓艺术潮流的艺术家、作家等，比如一直生活在法国南方的塞尚，作家普鲁斯特等。为什么在现如今追赶浪潮的潮流中我们生活中不可以出现一个例外呢？

在说这些话包括现在写下来时，我马上觉得自己的天真和单相思，我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让一个80年代的小伙子就孤独死守县城呢？王是个寡言的人，他说，在南京或北京还是不如在老家踏实。

谁知道呢？我也只是目送王洪军走出草场地院子，之后写下这些字，记录我们之间谈到的那些话而已。

（完）

很高兴成为那1/72，见证这样一个奇妙的历程。

2008年，我的中国经验

弗兰克·谢佛尔

2008<?XML:NAMESPACE PREFIX = SPANSTYLE='FONT-FAMILY />年5月1日到5日，北京的草场地工作站，一个纪录片工作坊在“五月艺术展示”活动中进行。因为吴文光的邀请，我也有幸和他一起主持了这个工作坊。72名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纪录片工作者参与了工作坊。这段时光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缘由

200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的朋友，印度著名的电影人马尼·考尔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做2008年2月份在印度孟买举行的孟买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评审。他希望我能接受邀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见面的好机会。我通常从来不接受做评审，因为我总是在忙着做自己的片子。不过这一次，我倒觉得真是一个见见我的老朋友马尼·考尔的好机会。

在几次的飞机误机后，我到达孟买时迟到了几个小时。在评审团的午餐结束前，我见到了各位评审。因为评审团中只有一个人吸烟，于是我就决定坐在他身边，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那个和我聊天，和我一起吸烟的人就是吴文光。而事实上，此后我们的谈话就没有停下过。我当时一下子就感到和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兄弟一样。不久我就意识到，我之所以接受马尼·考尔的邀请，不仅仅是想要见到他，而且是为了和吴文光相遇。

吴文光的妻子文慧是一位很特别的舞蹈编导，我们三人一起，一个星期都在谈论很多事情，经常到深夜。而自始至终，我都惊讶于我们会如此地深知对方的心，要知道，我们来自文化差异如此之大的不同背景。人类的内心本性是相通的，我们有种相似的敏感天性，这种天性可以把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连接起来。而对于我和吴文光来说，我们的天性使我们结为朋友和兄弟，我希望这种情谊永远继续下去。用一个词来总结我们的相遇：奇妙！

工作坊

当时在孟买，吴文光提议，在两个半月之后开始的草场地工作站五月艺术展示活动中举行我的作品的小型回顾展，并且和他一起主持纪录片工作坊。我当时一口答应下来。对于我的影片，中国观众强烈的反响令我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非常难理解的西方现代音乐。

等我身处工作坊时，令我更加吃惊的是那些工作坊参与者的热情。相当多的年轻电影人很有才智，对做纪录片充满热情。我和吴文光度过了好几个从早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四点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和他们一起讨论，甚至在工作坊结束之后，这些年轻人仍然想要了解更多。吴文光和工作坊参与者之间的那种坦诚交流让我印象深刻，这也激励我坦言对于参与者影片的思考和感受。这对我来说像是一种解脱，因为我在西方见识了太多对于电影的肤浅虚伪的热情和态度。我从这段工作坊的经历中获取了很多能量，我非常期待能够继续下去。

那四位年纪稍大的、来自不同村子的村民纪录片作者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正在制作关于他们自己村子的长纪录片。在我看来，这些村民纪录片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的片子激发了大家对于纪录片制作本质的讨论。我认为，他们能够创造一种真实而诚实的纪录片语言，那些单纯的、诗一般的瞬间可以与纪录片史上的最伟大的瞬间相媲美。

我对中国的迷恋

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着迷，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书。我在1997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的慷慨和友好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未感到身处异国，我总是觉得我可能就生在这里。现在，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来传承我的“教父”尤里斯·伊文思从前在中国发生的和纪录片相关的伟大传统。我感到我肩负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在“索取”的同时也“给与”。我很想制作一部关于中国人特质的纪录片。而制作这部纪录片的方式，是把我作为一个纪录片制作者的所有经验给予那些年轻的中国纪录片制作者。在未来的几年中，我愿意和我的兄弟吴文光一起，把我的心奉献给中国。

2008<?XML:NAMESPACE PREFIX = SPANSTYLE='FONT-SIZE />年6月23日 于阿姆斯特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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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级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班年度聚会

暨北大国关03级本科院友会成立大会邀请函

各位2003级本科的同学:

【时间】7月5日下午4-8点

【地点】北京大学

【议程-暂定】

1. 暖场音乐

2. 欢迎致辞

3. 播放本科照片精选集

4. 播放外地院友视频或PPT

5. 到场成员发言

6. 倡议成立03级北大国关院友会

7. 表决院友会成立章程草案

8. 协商推选下一年度院友会秘书处小组成员

9. 基本约定下次见面时间

10. 聚餐及叙旧

11. 自由活动

【本次活动召集人】

陈 光 王剑英 李潇潇 洪浩岚

【参与须知】

请确认哪天能够到来，由于大家都不好协调，请告知哪天一定是来不了的

请提出宝贵建议

请帮助联系当年的同学

如果谁有比较好的饭店资源或者场地资源可以贡献啊~~~

【不能到场的同学】

请7月3日前与召集人联系，发送一小段电脑摄像头拍摄的祝福视频，或者照片若干，配以文字。

主要内容就是介绍自己的近况，想和大家说的任何的话啦：）

6月23日 星期一

我的研一结束了

期末结束了，纠结已久的论文，在混乱中糊弄过去了，这学期选了七门课，前半学期的时候。不禁扼腕叹息，想起同屋本科时经常说的一句话：“Total Failure!”

研究生生活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周六的时候，04级本科男生光着膀子进了未名湖。他们的大学比我们完善。想想去年我们在顺义的一个度假村，捧着烛光、读着感言，在流泪。

13日周五的时候，06级研究生毕业找工作的同学和我们聊了3个小时。21日周六，02级本科毕业的师兄师姐在北大聚会。而我们也在组织03级本科的同学的聚会。

所以生活在一种纠结的状态中，原本是应当在学术道路上奋力一把，却是夹击在越来越近的生活压力与课业负担中。这个学期的和失败，主观原因占六成，客观占四成。超级无聊的课程，加上自己Overloaded的生活。学习学习没有成果，工作也没有什么进步。上研之后我思考了很多。

研究生一年级的上学期最大的迷茫是如何提升自己，在这个校园里的四年，经历了太多太多，一个人的经历可能与别人3-4年的经历差不多。自己的精力被抽干了，觉得同样的一个环境里，很难再去成长。所以一时间没了自己的方向。再有就是家里的各种郁闷。作为1/3必然要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烦心的程度可以折磨人到死。我觉得在陪着他们浪费生命，浪费眼泪和口水。

不适应的还有急剧缩小的交往圈子，校园里的朋友一个个走了，也没有本科时候社团里那种广泛接触的圈子。生活变得颇为无聊。

下学期3月份的时候，迷茫的不能再迷茫的时候似乎一下子顿悟了，明确了要努力的方向。外交部依然是首选，可是为什么去外交部？我想到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人，还有中国在海外越来越多的利益。过去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领事保护做的很不理想，直到现在，一些归国的老师仍然抱怨使领馆的冷遇。除此之外，我们的外交总是跟不上变化的步伐。2004年所罗门等地发生暴乱，中国领事保护的措施才浮出水面，被媒体和民众所褒扬。

那时我想自己要在1年半熟悉使领馆所有的工作流程，然后再用2年摸透当地主要的三类中国人（政府官员、公司、学者学生）与当地互动的特点。据说外交部签约1期是五年。那时我可以决定人生的下一步。国际交流还是我的一个理想工作，但是外交部是我走上社会的一个平台吧。

所以对具体的步骤也比较熟悉了，半月谈、China Daily、背英语、背法规。这都是实打实的步骤。按照这样的思路，自己未来6年的东西都被规划出去了。

明确了目标和生活的目的，一下子开朗起来。于是我想自己应该在大学里的最后一年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3-5月令我最愉悦的事情是见人，电影学院的、央美的、798的各种。曾经写过那些人的文章。了解了一个个的生活片段。与他们的交流很愉快。其实，人与人也有差别，最讨厌的是那种虚伪吹捧型的聚会。有些人就喜欢crap，不断地恭维和废话，满脸虚伪地堆笑。还好吧，搞艺术的这些人都很直爽。

单向街的影展在遥远的万达广场，4次活动，去了2次，背着大包跑过去。勇敢地提问。

五一的时候就去了草场地。整日整日地看片子。虽然没有走到祖国各地去细微地观察，但是看了大量记录中国的片子。和一帮绝对不小资的爱好纪录片的“狐朋狗友”混迹在一起。我们过着规律的集体生活，一起吃饭、一起看片、一起讨论到深夜、一起回宾馆住小脏屋，一起剪片子，一起和弗兰克、吴老师胡扯海扯。大学4年都没有过的集体生活。

比起艺术，我跟关心的是人和事情。拍摄者的眼睛带我从山东蓬莱走到成都达县，从2006年到2008年。用弗兰克的话说，这里有种“气”，自己好像在修炼，修炼自己的责任感，修炼自己的思维境界。

那时候产生的最大疑惑是对象牙塔学习的极度不信任。因为当我们在校园里不停地用抽象的逻辑推理的时候，农民在用最平实的生活道理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当我们在胡扯的时候，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又做了些什么呢？尤其是面对一些垃圾课程，自己在浪费电力和纸张以及我的脑细胞书写一些垃圾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我甚至开始怀疑起外交部的工作。国内有那么多需要改进地方，我去做些冠冕堂皇的觥筹交错有什么意义呢？

5月12日的地震之后，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我能做些什么？

CY师兄说，什么叫成功，就是你能够调配资源的能力。

我一度考虑改变外交部的志愿，并且和家里郑重其事说了想法。被无情地打了回来。为此还吵了一架。老爸说我是庸俗的实用主义者。如果做内政的话，他们希望我能走多高就走多高，我说我想做点实事。担心自己被权力腐蚀，老爸说，只有你走的高才算是成功。心里突然寒战，我不想单纯地为了做大官而去做官。

沉淀了一阵子又回到原来的目标，各司其职吧，我应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读书也很重要，因为太多的错误是因为无知。找了潘老师长聊了一次，他说我没有打算在有生之年看到你们能够改变这个社会，但是希望在你们40岁的时候能够记得我当年说的话。做事要稳妥不要冒险不要急于求成，你们还都年轻。

于未来，我希望能如我所愿。生活很快会腐蚀掉人的斗志，想保留点理想并不容易。我很怕时间，很怕现实的柴米油盐代替了激情。所以，ZT有时说的也对，生活上没了顾虑才能放手去做大事。

6年以后，希望能回头看看这篇文章，是不是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是不是有勇气自己选择下一个方向。

接下来的一年，公务员考试和毕业论文是重点，印度无论如何要去一次。公司那边，我希望能够不断地积累资源，心里会记挂着的。

各位2003级本科的同学:

毕业一年了。

想定于6月月末的一个周末。6月28、29或者7月5，6日

活动形式么，根据大家报名的人数来定。

我目前的想法是自助参会吧，或者冷餐会。大家叙叙旧。

然后我可以带投影及笔记本，放一放我们的照片什么的。前后做一下暖场。

工作的同学可以帮忙提供一些场地的资源，我们可以把好伦哥什么的请过去做自主。之前参加过AIESEC的Alumni聚会，在普华永道的一个会议室。

交点钱也可以，别太夸张了就行。

大家可提建议，场地啊，时间啊，内容啊。

希望见此贴的国关本科2003级同学相互通知，并且给出建议，留下联系方式。发我邮箱吧chg84@pku.edu.cn

同时招募聚会组织者2名，志愿者性质，这周末之前告诉我最好。

组织者需要做的：通知班级同学，帮助落实场地等事务。不会太累的：）但是咱们班比较大，需要一起来帮忙哦。